丧失为人的资格
杨伟 译
我曾经看见过那个男人的三张照片。
第一张，可以说是他幼年时代的相片，想必是在十岁前后拍下的。只见照片上的这个男孩子被众多的女人簇拥着（看来，这些女人是他的姐姐、妹妹、亦或堂表姐、堂表妹），他站在庭院的水池畔，身穿粗条纹的裙裤，将脑袋向左倾斜了近三十度，脸上挂着煞是丑陋的笑容。丑陋？！殊不知即使感觉迟钝的人（即对美和丑漠不关心的人）摆出一副冷淡而麻木的表情，不负责任地夸奖他是“一个怪可爱的孩子呐”，也不会让人觉得这种夸奖纯属空穴来风。在那孩子的笑脸上并不是找不到那种人们通常所说的“可爱”的影子来。但倘若是一个哪怕才受过一点审美训练的人，也会在一瞥之间立刻发出“哎呀，一个多讨厌的孩子”之类的牢骚，甚至或许会用掸落毛虫时那种手势，一下子把照片扔在地上吧。
说真的，不知为什么，那孩子的笑脸越看越让人觉得讨厌、发悚。其实那本来就不是一张笑脸。这男孩一点儿也没有笑。其证据是，他攥紧了两只拳头站在那儿。人是不可能一边攥紧拳头一边微笑的。唯有猴子才会那样。那分明是猴子的笑脸。他只不过是把丑陋的皱纹聚集在了脸上而已。照片上的他，一副奇妙的神情，显得猥琐，让人恶心，谁见了都忍不住想说“这是一个皱巴巴的小老头”。迄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孩子做出这样一种奇怪的表情。
第二张照片上的他，脸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让人不由得大吃一惊。那是一副学生的打扮。尽管很难断定是高中时代还是大学时代，但他已出落为一个相当英俊的学生了。不过有一点让人觉得有些蹊跷，这张照片上的他竟没有一点那种活生生的人的感觉。他穿着学生服，从胸前的口袋处露出白色的手绢，交叉着双腿坐在藤椅上，并且还在笑着。然而，这一次的笑容，不再是那种皱巴巴的猴子的笑，而是变成了颇为巧妙的微笑，但不知为何，总与人的笑容大相径庭，缺乏那种可以称之为鲜血的凝重或是生命的涩滞之类的充实感。那笑容不像鸟，而像羽毛一样轻飘飘的，他就那么笑着，恰似白纸一张，总之，让人觉得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人工制品，既便把它斥之为“矫饰”斥之为“轻薄”，斥之为“女人气”都嫌不够，称之为“喜好刀尺”就更不解气了。仔细打量的话，也会从这个英俊的学生身上找到某种近似于怪诞的可怕东西。迄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怪异的英俊青年。
第三张照片是最为古怪的，简直让人再也无法判定他的年龄。头上像是已经有了些许白发。那是在某个肮脏无比的房间中的一隅（照片上清晰可见，那房间的墙壁上有三处已经剥落），他把双手伸到小小的火盆烤火，只是这一次他没有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就那么坐着，把双手伸向火盆，俨然已经自然而然地死去了一般。这分明是一张弥漫着不祥气氛的照片。但奇怪的还不止这一点。照片把他的脸拍得比较大，使我得以仔细端详那张脸的结构。额头长得很平庸，还有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和下颌。哎呀，这张脸岂止是毫无表情，甚至不能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它缺乏特征，比如说，一旦我看过照片后闭上双眼，那张脸便即刻被我忘在九霄云外。尽管我能回忆起那房间的墙壁以及小小的火盆等等，可对于那房间中主人公的印象，却一下子云消雾散，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那是一张不可能成其为画面的脸，一张甚至不可能画成漫画的脸。于是，我又睁开眼看了看这张照片，哦，原来是这样一张照片啊。我甚至没有那种回想起了那张脸以后的愉悦感。如果采用一种极端的说法，即使我再次睁开了双眼端详那张照片也无法回忆起那张脸来，而只能变得越发怏怏不乐、焦躁不安，最后索性把视线掉向一边了事。
即使是所谓的“死相”，也应该再多一些表情或是印象吧？或许把驽马的脑袋硬安在人的身体之上，就会产生与此类似的感觉吧。总之，那照片无缘无故地让人看了毛骨悚然，心生厌恶。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见过像他那样不可思议的脸。
手记之一
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
对我来说，所谓人的生活是难以捉摸的。因为我出生在东北的乡下，所以初次见到火车，还是长大了以后的事情。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完全没有察觉到天桥的架设乃是便于人们跨越铁轨，相反认为，其复杂的结构，仅仅是为了把车站建成外国的游乐场那样又过瘾又时髦的设施。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都这么想。沿着天桥上上下下，这在我看来，毋宁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俏皮游戏，甚至我认为，它是铁路的种种服务中最善解人意的一种。尔后，当我发现它不过是为了方便乘客跨越铁轨而架设的及其实用的阶梯时，不由得大为扫兴。
另外，在孩提时代，我从小人书上看到地铁时，也以为它的设计并非出自于实用性需要，而是缘于另一个更好玩的目的：即比起乘坐地面上的车辆，倒是乘坐地下的车辆更显得别出心裁，趣味横生。
从幼年时代起，我就体弱多病，常常卧床不起。我总是一边躺着，一边思忖到：这些床单、枕套、被套、全都是无聊的装饰品。直到自己二十岁左右才恍然大悟，原来它们都不过是一些实用品罢了。于是，我对人类的节俭不禁感到黯然神伤。
还有，我也不知道饥肠辘辘是何等滋味。这倒并不是故意炫耀自己生长在不愁吃不愁穿的富贵人家。我绝不是在那样一种愚蠢而浅薄的意义上这么说的，只是我真的对“饥肠辘辘”的感觉一无所知而已。或许我这样说有点蹊跷，但是即使我两腹空空，也真的不会有所察觉。在上小学和中学时，一旦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周围的人就会七嘴八舌地问道：“哎呀，肚子也该饿了吧，我们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呐。放学回家那种饥饿感，可真要人命啦。吃点甜纳豆怎么样？家里还有蛋糕和面包哟。”而我只顾着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那种讨好人的秉性，一边嗫嚅着“我饿了我饿了”一边把十粒甜纳豆一股脑儿塞进嘴巴里。正因为如此，我对所谓的“饥饿感”是何等滋味，一点也不了解。
当然，我也吃很多东西，但我不曾记得，有哪一次是因为饥饿才吃的。我吃那些看起来珍奇的东西，看起来奢华的东西。还有去别人家时，对于主人端上来的食物，我即使勉为其难也要咽下肚去。在孩提时代的我看来，最痛苦难捱的莫过于自己家吃饭的时候。
在我乡下的家中，就餐时，全家人一共有十个左右，大家各自排成两列入座。作为最小的孩子，我当然是坐在最靠边的席位上。用餐的房间有些昏暗，吃午饭时只见十几个人全都一声不响的嚼着饭粒，那情形总让我不寒而栗。再加上这是一个古板的旧式家族，所以，每顿端上饭桌的菜肴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不可能奢望出现什么稀奇的山珍，亦或奢华的海味，以至我对用餐时刻充满了恐惧。我坐在那幽暗房间的末席上，因寒冷而浑身颤抖。我把饭菜一点一点勉强塞进口中，不住地忖度着：“人为什么要一日三餐呢？大家都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吃饭，这似乎成了一种仪式。一家老小，一日三餐，在规定的时间内聚集到一间阴暗的屋子里，井然有序地并排坐着，不管你有没有食欲，都得一声不吭地咀嚼着，还一边佝着身躯埋下头来，就像是对着那蛰居于家中的神灵们祈祷一样。”
“不吃饭就会饿死”，这句话在我的耳朵听来，无异于一种讨厌的恐吓。任这种迷信（即使到今天，我依旧觉得这是一种迷信）却总是带给我不安与恐惧。“人因为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才不得不干活，才不得不吃饭”——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句话更晦涩难懂，更带有威吓性的言辞了。
总之，也就意味着，我对人类的营生仍然是迷惑不解。自己的幸福观与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观风马牛不相及，这使我深感不安，并因为这种不安而每夜辗转难眠，呻吟不止，乃至精神发狂。我究竟是不是幸福呢？说实话尽管我打幼小起，就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幸福的人，可是我自己却总是陷入一种置身于地狱的心境中，反倒认为那些说我幸福的人比我快乐得多，我和他们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我甚至认为，自己背负着十大灾难，即使将其中的任何一个交给别人来承受，也将会置他于死地。
反正我是弄不明白的。别人苦恼的性质和程度，都是我捉摸不透的谜。实用性的苦恼，仅仅依靠吃饭就一笔勾销的苦恼，或许这才是最为强烈的痛苦，是惨烈得足以使我所列举的十大灾难显得无足轻重的阿鼻地狱。但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们却能够不思自杀，免于疯狂，纵谈政治，竟不绝望，不屈不挠，继续与生活搏斗。他们不是并不痛苦吗？他们使自己成为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并虔信那一切理所当然，曾几何时怀疑过自己呢？这样一来，不是很轻松惬意吗？然而，所谓的人并不全部如此，并引以满足吗？我确实弄不明白……或许夜里酣然入睡，早晨就会神清气爽吧？他们在夜里都梦见了什么呢？他们一边款款而行，一边思考着什么呢？是金钱吗？绝不可能仅仅如此吧？尽管我曾听说过“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但却从不曾听说过“人是为了金钱而活着的”。不，或许……不，就连这一点我也没法开窍。……越想越困惑，最终的下场就是被“唯有自己一个人与众不同”的不安和恐惧牢牢攫住。我与别人无从交谈，该说什么，该怎么说，我都不知道。
在此，我想到了一个招数，那就是扮演滑稽的角色来逗笑。
这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尽管我对人类满腹恐惧，但却怎么也没法对人类死心。并且，我依靠逗笑这一根细线保持住了于人类的一丝联系。表面上我不断地强装出笑脸，可内心里却是对人类拼死拼活的服务，汗流浃背的服务。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对家里人每天思考些什么，又是如何艰难地求生，不得而知。我只是对其中的隔膜心怀恐惧，不堪忍受，以致于不得不采取了扮演滑稽角色来逗笑的方式。即是说，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变成了一个不说真话来讨好卖乖的孩子。
只要看一看当时我与家人们一起拍的留影，就会发现：其他人都是一本正经的脸色，惟独我一个人总是莫名其妙地歪着脑袋发笑。事实上，这也是我幼稚而可悲的一种逗笑方式。
而且，无论家里人对我说什么，我都从不还嘴顶撞。他们寥寥数语的责备，在我看来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使我近乎疯狂，哪里还谈得上以理相争呢？我甚至认为，那些责备之辞乃是万世不变的人间“真谛”，只是自己没有力量去实践那种“真谛”罢了，所以才无法与人们共同相处。正因为如此，我自己既不能抗争也不能辩解。一旦别人说我坏话，我就觉得是自己误解了别人的意思一样，只能默默地承受那种攻击，可内向却感到一种近乎狂乱的狂惧。
不管是谁，如果遭到别人的谴责或是怒斥，都是不会感到愉快的。但我却从人们动怒的面孔中发现了比狮子、鳄鱼、巨龙更可怕的动物本性。平常他们总是隐藏起这种动物本性，可一旦遇到某个时机，他们就会像那些温文尔雅地躺在草地上歇息的牛，蓦然甩动尾巴抽死肚皮上的牛虻一般，暴露出人的这种本性。见此情景，我总是不由得毛骨悚然。可一旦想到，这种本性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格之一，便只能对自身感到由衷的绝望了。
我一直对人类畏葸不已，并因这种畏葸而战栗，对作为人类一员的自我的言行也没有自信，因此只好将独自一人的懊恼深藏在胸中的小盒子里，将精神上的忧郁和过敏密闭起来，伪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外表，使自己一步一步地彻底变成了一个滑稽逗笑的畸形人。
无论如何都行，只要能让他们发笑。这样一来，即使我处于他们所说的那种“生活”之外，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吧。总而言之，不能有碍他们的视线。我是“无”，是“风”，是“空”。诸如此类的想法日积月累，有增无减，我只能用滑稽的表演来逗家人们发笑，甚至在比家人更费解更可怕的男佣和女佣面前，也拼命地提供滑稽小丑的逗乐服务。
夏天，我居然在浴衣下面套上一件鲜红的毛衣，沿着走廊走来走去，惹得家里人捧腹大笑，甚至连不苟言笑的兄长也忍俊不禁：
“喂，阿叶，那种穿着不合时宜哟！”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无限的爱怜。是啊，无论怎么说，我都不是那种不知冷暖，以致于会在大热天里裹着毛衣四处窜动的怪人呐。其实，我是把姐姐的绑腿缠在了两只手臂上，让它们从浴衣的袖口中露出一截，以便在旁人的眼里看来，我身上像是穿了一件毛衣似的。
我的父亲在东京有不少公务，所以，他在上野的樱木町购置了一栋别墅，一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回到家里时，总是给家中的人，甚至包括亲戚老表们，都带回很多的礼物。这俨然是父亲的一大嗜好。某一次，在上京前夕，父亲把孩子们召集到客厅里，笑着一一问每个小孩，下次他回来时，带什么礼物才好，并且把孩子们的答复一一写在了记事本上。父亲对孩子们如此亲热，还是很罕有的事情。
“叶藏呢？”
被父亲一问，我顿时语塞了。
一旦别人问起自己想要什么，那一刹那反倒什么都不想要了。怎么样都行，反正不可能有什么让我快乐的东西——这种想法陡然掠过我的脑海。同时，只要是别人赠与我的东西，无论它多么不合我的口味，也是不能拒绝的。对讨厌的事不能说讨厌，而对喜欢的事呢，也是一样，如同战战兢兢地行窃一般，我只是咀嚼到一种苦涩的滋味，因难以明状的恐惧感而痛苦挣扎。总之，我甚至缺乏力量在喜欢与厌恶其间择取其一。在我看来，多年以后，正是这种性格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造成了我自己所谓的那种“充满耻辱的生涯”。
见我一声不吭，扭扭捏捏的，父亲的脸上泛起了不快的神色，说道：
“还是要书吗……浅草的商店街里，有一种狮子卖，就是正月里跳的狮子舞的那一种呐。论大小嘛，正适合小孩子披在身上玩。你不想要吗？”
一旦别人问起我“你不想要吗”，我已是黔驴技穷了，再也不可能做出逗人发笑或是别的什么回答了。逗笑的滑稽演员至此已是徒有虚名了。
“还是书好吧。”长兄一副认真的表情说道。
“是吗？”父亲一脸扫兴的神色，甚至没有记下来就“啪”的一声关上了记事本。
这是多么惨痛的失败啊！我居然惹恼了父亲。父亲的报复必定是很可怕的。眼下如果不想想办法，不是就不可挽回了吗？那天夜里，我躺在被窝里一边打着冷颤，一边思忖着，然后蹑手蹑脚地站起身走向客厅。我来到父亲刚才放记事本的桌子旁边，打开抽屉取出记事本，啪啦啪啦地翻开，找到记录着礼物的那一页，用铅笔写下“狮子舞”后才折回去睡了。对于那狮子舞中的狮子，我提不起一星半点的欲望，毋宁说倒是书还强一点。但我察觉到，父亲有意送给我那种狮子，为了迎合父亲的意志，重讨父亲的欢心，我才胆敢深夜冒险，悄悄溜进了客厅。
果然，我的这种非同寻常的手段取得了预料之中的巨大成功。不久，父亲从东京归来了。我在小孩的房间里听到父亲大声地对母亲说道：
“在商店的玩具铺里，我打开记事本一看，嗨，上面竟然写着”狮子舞”。那可不是我的字迹呢。那又是谁写的呢？我想来想去，总算是猜了出来。原来是叶藏那个孩子的恶作剧哩。这小子呀，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嗤嗤笑着，默不做声，可事后却想要那狮子想得不得了。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呐。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自个儿却一板一眼地写了上去。如果真是那么想要的话，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吗？所以呀，我在玩具铺里忍不住笑了。快把叶藏给我叫来吧。”
我把男女佣人召集到房间里，让其中的一个男佣胡乱地敲打着钢琴的琴键（尽管这是偏僻的乡下，可在这个家里却几乎配备了所有的家什）。我则伴随着那乱七八糟的曲调，跳起了印第安舞蹈供他们观赏，逗得众人捧腹大笑。二哥则点上镁光灯，拍摄下了我的印第安舞蹈。等照片冲洗出来一看，从我围腰布的合缝处（那围腰布不过是一块印花布的包袱皮罢了），竟露出一个小雀雀。顿时这又引来了满堂的哄笑。或许这也可以称之为以外的成功吧。
每个月我都定购不下十种新出版的少年杂志，此外，还从东京邮购了各种书籍，默默地阅读。所以，对麦恰拉克恰拉博士呀，纳蒙贾博士呀，我都颇为熟悉。并且对鬼怪故事、评书相声、江户笑话之类的东西，也相当精通。因此，我能够常常一本正经地说一些滑稽的笑话，令家人捧腹大笑。
然而，呜呼，学校！
在学校里我也开始受到了众人的尊敬。“受人尊敬”，这种念头本身也让我畏葸不已。我对受人尊敬这一状态进行了如下定义：近于完美无缺地蒙骗别人，尔后又被某个全智全能之人识破真相，最终原形毕露，被迫当众出丑，以致于比死亡更难堪更困窘。即使依靠欺骗赢得了别人的尊敬，无疑也有某个人熟谙其中的真相。不久，那个人必定会告知其他的人。当人们发觉自己上当受骗后，那种愤怒和报复将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即使稍加想象，也不由得毛发竖立。
我在学校里受到众人的拥戴，与其说是因为出生于富贵人家，不如说是得益于那种俗话所说的“聪明”。我自幼体弱多病，常常休学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曾经卧床休息过一学年。尽管如此，我还是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搭乘人力车到学校，接受了学年末的考试，殊不知比班上所有的人都考得出色。即使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也毫不用功，纵然去上学，也只是在上课的时间里一直画漫画，等到下课休息时，再把它们展示给班上的同学看，说明给他们听，惹得他们哄堂大笑。而上作文课时，我尽写一些滑稽故事，即使受到老师的提醒，也照写不误。因为我知道，其实老师正悄悄地以阅读我的滑稽故事为乐呢。有一天，我按照惯例，用特别凄凉的笔调描写了自己某一次丢人现眼的经历。那是我跟随母亲去东京的途中，我把火车车厢里通道上的痰盂当成了尿壶，把尿撒在了里面（事实上，在去东京时，我并不是不知道那是痰盂才出的丑，而是为了炫耀小孩子的天真无知故意这么做的）。我深信，这样的写法肯定能逗得老师发笑。所以就轻手轻脚地跟踪在走向教员休息室的老师背后。只见老师一出教室，就从班上同学的作文中挑出我的作文，一边走过走廊，一边开始读了起来。他“嗤嗤”地偷偷笑着，不久便走进了教员休息室。或许是已经读完了吧，只见他满脸通红大声笑着，劝其他老师也立即浏览一遍。见此情形，我不由得心满意足。
淘气鬼的恶作剧。
我成功地让别人把这视为“仅仅是一个淘气鬼的恶作剧罢了”。我成功地从受人尊敬的恐惧中逃离了出来。成绩单上所有的学科都是十分，唯有品行这一项要么是七分，要么是六分，这也成了家里人的笑料之一。
事实上，我与那种淘气鬼的恶作剧本质上是恰恰相悖的。那时，我被男女佣人教唆着做出了可悲的丑事。事到如今我认为，对年幼者干出那种事情，无疑是人类所能犯下的罪孽中最丑恶最卑劣的行径。但我还是忍受了这一切，并萌生了一种感觉，仿佛由此而发现了人类的另一种特质似的。我只能软弱地苦笑。如果我有那种诉说真相的习惯，那么，或许我就能够毫不胆怯地向父母控诉他们的罪行吧，可是，我却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可能完全了解。我一点也不指望那种“诉诸于人”的手段。无论是诉诸父亲还是母亲，也不管诉诸警察，或是政府，最终难道不是照样被那些深谙世故之人强词夺理击败了吗？
不公平现象是必然存在的。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事实。本来诉诸于人就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我依旧对真实的事情一言不发，默默忍耐着除了继续扮演滑稽逗笑角色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或许有人会嘲笑道：“什么，难道不是对人类的不信任吗？嘿，你几时当上了基督教徒？”事实上在我看来，对人类的不信任，并不一定与宗教之路直接相通。包括那些嘲笑我的人在内，难道人们不都是在相互怀疑之中，将耶和华和别的一切抛在脑后，若无其事地活着的吗？记得自己小时候，父亲所属的那个政党的一位名流来到我们镇上演说，男佣人带着我去剧场听讲。听众密密匝匝地挤在那里，我看见了镇上所有与父亲关系密切的人的面孔。这使我兴奋不已。演讲结束后，听众们三五成群地沿着雪夜的道路踏上了归途。信口开河地议论着演讲会的不是，其中还掺杂着一个和父亲过从甚密的人的声音。那些所谓的“同志们”用近乎愤怒的声调大肆品头论足，说什么我父亲的开场白拙劣无比，那位名人的演讲让人云里雾里，不得要领等等。更可气的是，那帮人居然顺道拐入我家，走进了客厅，脸上一副由衷的喜悦表情，对父亲说，今晚的演讲会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当母亲向男佣们问起今晚的演讲会如何时，他们也若无其事地回答说，“真是太有趣了。”而正是这些男佣们刚才还在回家的途中叹息说：“没有比演讲会更无聊的了。”
而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例。相互欺骗，却又令人惊奇地不受到任何伤害，甚至于就好像没有察觉到彼此在欺骗似的，这种不加掩饰从而显得清冽、豁达的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人类生活中比比皆是。不过，我对相互欺骗这类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依靠扮演滑稽角色来整天欺骗人们。对于那种教科书式的正义呀、道德之类的东西，我不可能抱有太大的兴趣。在我看来，倒是那些彼此欺骗，却清冽而开朗地生存着，亦或是有信心清冽而开朗地生活下去的人，才是令人费解的。人们最终也没有教给我其中的妙谛。或许明白了那些妙谛我就不再那么畏惧人类，也不必拼命提供逗笑服务了吧。或许也就犯不着再与人们的生活相对立从而体验那种每个夜晚的地狱所带来的痛楚了吧。总之，我没有向任何人控诉那些男女佣人犯下的可恨罪愆，并不是出于我对人类的不信任，当然更不是基督教的影响，而是因为人们对我这个名叫叶藏的人关闭了信誉的外壳之缘故。因为就连父母也不时向我展示出他们令人费解的部分。
然而，众多的女性却依靠本能，嗅出了我无法诉诸于任何人的那种孤独气息，以致于多年以后，这成了我被女人们乘虚而入的种种诱因之一。
既是说，在女人眼里，我是一个能保守恋爱秘密的男人。
手记之二
在海岸边被海水侵蚀而形成的汀线附近，并排屹立着二十多棵雄伟粗大的山樱树。这些树皮呈黑色的山樱树，每到新学年伊始，便与浓艳的褐色嫩叶一起，在蓝色大海的映衬下，绽放出格外绚丽的花朵。不久，待落樱缤纷的时节，无数的花瓣便会纷纷落入大海，在海面上随波漂荡，然后又被波涛冲回到海岸边。东北地区的某所中学，正是在这长着樱树的沙滩上就势建起了学校的校园。尽管我并没有好好用功备考，却也总算顺利地考进了这所中学。无论是这所中学校帽上的徽章，还是校服上的纽扣，都缀着盛开的樱花图案。
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那所中学附近。也正因为这个，父亲为我选择了那所面对大海和开满樱花的中学。我被父亲寄养在那个亲戚家里，因为离学校很近，所以我总是在听到学校敲响朝会的钟声之后，才飞快地奔向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懒惰的中学生，但我却依靠自己惯用的逗笑本领，日益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远走他乡，但在我眼里，陌生的他乡，比起自己出生的故乡，是一个更让我心旷神怡的环境。这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已把逗笑的本领掌握得天衣无缝，以致于在欺骗他人时显得更加轻松自若的缘故。当然，做这样的解释又何尝不可，但是，更为致命的原因分明还在于另一点：面对亲人还是面对陌生人，身在故乡还是身在他乡，其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演技上的难度上的差异。而且这种难度差异无论对哪一位天才而言——即便是对于神灵之子耶稣而言——不也同样存在吗？在演员看来，最难进行表演的场所莫过于故乡的剧场。在五亲六戚聚集一堂的房间，再有名的演员恐怕也会黔驴技穷吧。然而我却在那里一直进行了表演，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所以像我这样的老油子，来到他乡进行表演，必然是万无一失。
我对人的恐惧与先前相比，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在我的内心深处剧烈地扭动着，而我的演技却是在日渐长进。我常常在教室里逗得同班同学哄堂大笑，连老师也不得不一边在嘴上感叹着“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该是个多好的集体啊”，一边却用手掩面而笑。我甚至还能够轻而易举地让那些惯于发出雷鸣般厉声的驻校军官也噗哧大笑。
当我正要开始为自己彻底掩盖了本人的真实面目而暗自庆幸的时候，出乎意料地被别人戳了背脊骨。那个戳了我背脊骨的人，竟然是班上身体最为羸弱、脸孔又青又肿的家伙。他身上的衣服让人觉得像是父兄留给他的破烂货，过于长大的衣袖恍若圣德太子的衣袖。他的功课更是一塌糊涂，在军事训练和体操课时，总像一个在旁边见习的白痴似的，就连一贯小心翼翼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提防他。
一天上体操课的时候，那个学生（他的姓氏我早已忘了，只记得名字叫竹一），就是那个竹一，照旧在一旁见习，而我们却被老师吩咐做单杠练习。我故意尽可能做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哎——”地大叫一声，朝着单杠飞身一跃，就像是跳远那样向前猛扑过去，结果是一屁股摔在了沙地上。这纯属是一次事先预谋好的失败。果然成了众人捧腹大笑的引子。我也一边苦笑着，一边爬起来，掸掸裤子上的砂粒。这时，那个竹一不知何时来到了我的旁边，捅了捅我的后背，低声咕哝道：
“故意的，故意的。”
我感到一阵震惊，做梦也没有想到，竹一竟然识破了我故意失败的真相。我仿佛看见世界在哪一刹那间被地狱之火挟裹着，在我眼前熊熊燃烧起来。我“哇”地大叫着，使出全身的力量来遏制住近乎疯狂的心绪。
那以后，我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尽管我表面上依旧扮演着可悲的滑稽角色来博得众人发笑，但有时候却也情不自禁地发出重重的叹息。无论我干什么，都肯定会被那个竹一彻底识破真相，并且他还会很快向每个人透露这一秘密——一想到这儿，我的额头上就会直冒汗珠，像是狂人一般用奇怪的眼神审视着四周。如果可能，我甚至巴不得从早到晚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竹一，以免他随口泄漏了秘密。而且就在我纠缠着他不放的时候，为了让他觉得我的滑稽行为并不是所谓的“故意之举”，而是货真价实的东西，我真可谓殚思竭虑，倾注了所有努力。我甚至打定主意，希望一切顺利的话，成为他独一无二的密友。倘若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话，那我便只能盼望他的死亡。但我却怎么也无法萌生杀死他的念头。在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我曾经无数次祈望过自己被杀死，却从来也没有动过杀死别人的念头。这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只会给可怕的对手带来幸福的缘故。
为了使他驯服就范，我首先在脸上堆满伪基督徒式的“善意”的微笑，将脑袋向左倾斜三十度左右，轻轻地搂抱住他瘦小的肩膀，用嗲声嗲气的肉麻腔调，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中去玩，但他却总是一副发呆的眼神，闷声不响。不过，在一个放学之后的傍晚（我记得是在初夏时节），天上陡然下起了暴雨，学生们都为如何回家大伤脑筋。因为我的亲戚家离学校很近，所以我正要无所畏惧地往外冲，这时，我看见了竹一。他正满脸颓丧地站在门口木屐箱的后面。“走吧，我把伞借给你。”我说道，一把拽住怯生生的竹一的手，一起在骤雨飞跑起来。到家以后，我请婶婶替我们俩烘干湿衣服，在此期间我把竹一领到自己二楼的房间里。
我的这个亲戚家是三口之家，有一个年过五十的婶婶，一个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体弱多病的高个子表姐（她曾经出嫁过一次，后来又回到娘家来了。我也学着这个家里其他人的样子，叫她“阿姐”），和一个最近才从女子学校毕业，名叫雪子的表妹。她和姐姐大不相同，个头很小，长着一张圆脸。楼下的店铺里，只陈列着少量的文具和运动用品。主要收入似乎来源于过世的主人留下的那五六排房屋的房租。
“我耳朵可疼呢。”竹一就那么一直站着说话。
“可能是雨水灌进耳朵才发疼的吧。”
我一看，只见他的两只耳朵都害了严重的耳漏病，眼看着浓水就要流出耳朵外面了。
“这怎么行呢？很疼吧？”我有些夸张地露出惊诧的神色，“大雨中把你拽出来，害你落得这个样子，真是对不起你。”
我用那种近于女人腔的“温柔”语调向他道歉，然后到楼下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的头枕在我的膝盖上，体贴入微地给他清理耳朵。就连竹一好像也没有察觉到这是一种伪善的诡计。
“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竹一头枕着我的膝盖，说了一句愚蠢的奉承话。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的这句话就像是恶魔的预言一样，其可怕程度是竹一也没有意识到的。什么“迷恋”、“被迷恋”这些措辞本身就是粗俗不堪而又戏弄人的说法，给人一种装腔作势的感觉。无论是多么“严肃”的场合，只要让这些词语抛头露面，忧郁的伽蓝就会顷刻间分崩离析，变得索然无味。但如果不是使用“被迷恋上的烦恼”之类的俗语，而是使用“被爱的不安”等文学术语，似乎就不至于破坏忧郁的伽蓝了。想来可真是奇妙无比。
我给竹一揩耳朵里的脓血时，他说了句“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奉承话，当时，我听了之后，只是满脸通红地笑着，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可实际上我私下里也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然而对于“被迷恋”这样一种粗俗的说法所产生的装腔作势的氛围，我竟然说他说的话不无道理，无异于愚昧地表述自己的感想，其糊涂程度远远超过相声里的傻少爷，事实上，我是绝对不会以那种戏谑的、装腔作势的心情来“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的、
在我看来，人世间的女性不知比男性费解多少倍。在我们家，女性数量是男性的好多倍，亲戚家也是女孩子居多。还有前面提到过的那些“犯罪”的女佣人。我想甚至可以说，我自幼是在女人堆中长大的。尽管如此，我却一直是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与女人打交道的。我对她们一无所知，如坠云雾，不时遭受惨痛的失败。这种失败与从男性那儿受到的鞭笞截然不同，恍若内出血一般引人不快，其毒性攻心，难以治愈。
女人有时和你形影不离，有时又对你弃之不理。当着众人的面她藐视我，羞辱我，而一旦背着大家，她又拼命地搂紧我。女人的睡眠酣甜得宛若死去了一般，甚至让人怀疑她们是否为了酣然入眠才存活于这个世界上的。我从幼年时代起就对女人进行了种种观察，尽管同是人类，女人却分明是一种与男人迥然相异的生物。而就是这种不可理喻、需要警惕的生物，竟出人意料地呵护着我。无论是“被迷恋”的说法，还是“被喜欢”的说法，都完全不适合我，或许倒是“受到呵护”这一说法更贴近我的情况。
对待滑稽的逗笑，女人似乎比男人更显得游刃有余。当我扮演滑稽角色进行逗笑时，男人从不会哈哈大笑。而且我也知道，如果在男人面前搞笑时随着兴致得意忘形的话，肯定会招致失败，所以总是惦记着在恰到好处时中止表演。可女人却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总是无休无止地缠着我要我继续搞笑。为了满足她们那毫无节制的要求，我累得筋疲力尽，事实上她们确实能笑。女人似乎能够比男人更贪婪地吞噬快乐。
在我中学时代寄宿的亲戚家中，一旦表姐表妹闲下来，总爱跑到我二楼的房间里来，每次都吓得我跳起来。
“你在用功吗？”
“不，没有呐，”我胆战心惊地微笑着，合上书本说到，“今天啦，学校里一个名叫“棍棒”的地理老师，他……“
从我嘴里迸出的都是一些言不由衷的笑话。
“阿叶，把眼镜戴上给我们看看！”
一天晚上，表妹雪子和表姐一起来到我的房间玩。在我被迫进行了大量的搞笑后，她们冷不防地提出了戴眼镜给她们看看的要求。
“干吗？”
“甭管了，快戴上看看吧。把阿姐的眼镜借来戴戴看！”
平常她总是用这种粗暴的命令口吻对我说话。于是，我这滑稽小丑老老实实地戴上了表姐的眼镜。刹那间两个姑娘笑得前仰后合。
“真是一模一样！和劳埃德简直一模一样！”
当时，哈罗德・劳埃德作为一名外国喜剧演员，在日本正风靡一时。
我站起身，举起一只手说道：
“诸位，此番我特向日本的影迷们……”
我尝试着模仿劳埃德的样子做一番致辞，这更是惹得她们捧腹大笑。那以后，劳埃德的电影在这个镇上每演必看，私下里琢磨他的表情举止。
一个秋日的夜晚，我正躺着看书。表姐像一只鸟儿似的飞进我的房间，猛地倒到我的被子上啜泣起来。
“阿叶，你肯定会救我的，对吧。这种家，我们还是一起出走的好，对不？救救我，救救我。”
她嘴里念叨着这些吓唬人的话，还一个劲儿地抽噎着。不过，我并不是第一次目睹女人的这种模样，所以，对表姐的夸张言辞并不感到惊讶，相反，倒是对她那些话的陈腐和空洞感到格外的扫兴。于是，我悄悄地从被窝中抽身起来，把桌子上的柿子剥开，递给表姐一块。表姐一边啜泣着，一边吃起柿子来了。
“有什么好看的书没有？借给我看看吧”她说道。
我从书架上给她挑选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谢谢你的款待。”
表姐有些害羞地笑着，走出了房间。其实不光是表姐，所有的女人，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活着呢？思考这种事情，对我来说，甚至比揣摩蚯蚓的想法还要棘手费事，更让人产生阴森可怖的感觉。不过唯一有一点是我要依靠幼时的经验而明白：女人像那样哭诉起来时，只要递给她什么好吃的东西她就会吃起来，并因此而改变心境。
表妹雪子有时候会把她的朋友带到我的房间里来。我按照惯例，公平地逗大家笑。等朋友离去后，雪子必定会对朋友的不是大肆数落一番。诸如“她是个不良少女，你可得当心呐”之类的。倘若果真如此，不是用不着特地带到这里来吗？也多亏雪子，我房间的来客几乎全是女性。
不过，竹一说的那句“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奉承话，却没能兑现。总之，我不过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哈罗德・劳埃德罢了。竹一那句愚蠢的奉承话，作为可憎的预言，活生生地呈现出了不祥的兆头，还是在那以后很多年的事情。
竹一还赠送给我另一份重大的礼物。
“这是妖怪的画像呐。”
曾几何时竹一到我楼上的房间玩，得意洋洋地拿出一张原色版的卷头画给我看，这样说道。
“哎？！”我大吃一惊。多年后我才清醒地认识到：就是在那一瞬间里，我未来的道路被彻底决定了。我知道，其实那不过是凡高的自画像。在我们少年时代，所谓法国印象派的绘画正广为流行，大都是从印象派绘画开始学习鉴赏西洋绘画。所以，一提起凡高、高更、塞尚、雷诺阿等人的画，即使是穷乡僻壤的中学生，也大都见到过照像版。凡高的原色版绘画我也见过不少，对其笔法有兴趣和鲜艳色彩颇感兴趣，但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自画像是什么妖怪的画像。
“这种画又怎么样呢？也像妖怪吗？”
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里阿尼的画册，把其中的一幅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画像拿给竹一看。
“这可了不得呀。”竹一瞪圆了眼睛感叹道。
“就像一匹地狱之马呐。”
“不，还是像妖怪吧。”
“我也想画一画这种妖怪呐。”
对人感到过分恐惧的人，反倒更加迫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更可怕的妖怪；越是容易对事物感到胆怯的神经质的人，就越是渴望暴风雨降临得更加猛烈……啊，这一群画家被妖怪所伤害所恫吓，以致于最终相信了幻影，在白昼的自然之中栩栩如生地目睹了妖怪的所在。而且，她们并没有使用“滑稽的逗笑”来掩饰自身的恐惧，而是致力于原封不动表现自己所见。正如竹一说的，他们勇敢地描绘出“妖怪的自画像”。原来，在这里竟然存在着未来的我的同伴，这使我兴奋得热泪盈眶。
“我也要画，画那种妖怪的画像，画那种地狱之马。”我压低嗓音对竹一说道。
我从小学时代就喜欢上了画画和看画。但我的画不像我写的作文那样受到交口称赞。因为我压根儿就对人类的语言毫不信任，所以作文在我眼里就如同搞笑的寒暄语一般。尽管我的作文在小学和中学都逗得老师前仰后合，但我自己却并不觉得有趣。只有绘画（漫画等另当别论）让我在如何表现其对象上殚精竭虑，尽管这种殚思竭虑采用的是我自己的一套独特方式。学校绘画课的画帖实在无聊透顶，而老师的画又拙劣无比，所以我不得不自己来摸索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进入中学后，我已经拥有了一套油画的画具，尽管我试图从印象派的画风中寻找出绘画技巧的范本，可自己画出来的东西却俨然儿童做手工的彩色印花纸一般呆滞乏味，不成样子。不过，竹一的一句话启发了我，使我意识倒自己以前对绘画的看法，——竭力想把觉得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为美是幼稚和愚蠢乃至完全谬误的。绘画大师利用主观力量，对那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加以美的创造，虽说他们对丑恶的东西感到恶心呕吐，却并不隐瞒对它们的兴趣，从而沉浸在表现的愉悦中。换言之，他们丝毫不为别人的看法左右。我从竹一那儿获得了这种画法的原始秘诀。于是，我瞒着那些女性来客，开始着手制作自画像了。
一幅阴惨的画诞生了，甚至让我自己都大为震惊。可这就是隐匿在内心深处的自己的真实面目。表面上我在快活地欢笑，并引发别人的欢笑，可事实上，我却背负着如此阴郁的心灵。“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暗自肯定现状。但那幅画除了竹一，我没给任何人看过。我不愿被人看穿自己逗笑背后的凄凉，也不愿别人突然之间开始小心翼翼地提防起我来，我担心他们甚至没有发现这便是我的本来面目，而依旧视为一种新近发明的搞笑方式，把它当成一大笑料。这是最让我痛苦难堪的事情。所以我立刻把那幅画藏进了抽屉深处。
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也收敛起了那种“妖怪式的画法”，而使用先前平庸的画法，将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成美。
以前我便是只在竹一面前才若无其事地展示自己动辄受伤的神经，所以这次的自画像也放心大胆地拿给竹一看，果然也得到了他的啧啧称赞。于是，我又连续画出了第二张、第三张妖怪的画像。竹一又送给我另一个预言：
“你呀，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呐。”
“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与“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是傻瓜竹一在我的额头上镌刻的两种预言。随后不久，我便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进美术学校，但父亲对我说，早就打定了主意让我上高中，以便将来做官从政。所以，天生就不敢跟大人顶嘴的我只好茫然地遵从父命。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东京的高中，而我自己也对临海和满是樱花的中学感到厌倦，所以不等升入五年级，四年级学业结束后我便考入东京的高中，开始了学生宿舍生活。宿舍的肮脏和粗暴使我不胜畏葸，哪里还顾得上扮演丑角逗笑。我请医生开了张“肺浸润”的诊断书，搬出了学生宿舍，移居到上野樱木町父亲的别墅里。我根本无法过那种所谓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什么年轻人的骄傲等等豪言壮语，只会在我耳朵里唤起一阵凛冽的寒气，使我与那种“高中生的蓬勃朝气”格格不入。我甚至觉得，不管教室，还是宿舍，都无非是被扭曲了的性欲的垃圾堆而已。我那近于完美的逗笑本领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
我父亲在议会休会时，每个月只在别墅呆一周或两周，父亲不在时，这栋庞大的建筑物中便只剩下别墅管家（一对老夫妇）和我三个人。我时常逃学，也没心思去游览东京（看来我最终也看不成明治神宫、楠木正成[日本南北朝时代的武将]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烈士墓了），成天闷在家里读书画画。等父亲上东京后，我每天早晨都匆匆奔赴学校，但有时去的却是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连续三四小时素描练习。从高中宿舍搬出来后，连坐在课堂听讲也有了一种败兴的感觉，仿佛自己是处在旁听生那种特殊的位置上。尽管这可能只是偏见，我却是更害怕去学校了。上小学、中学、高中、我最终也没能懂得所谓爱校之心是什么东西，我甚至从来也没想过去记住学校的校歌。
不久，在画塾里，我从一个学画的学生那儿得知了诸如酒、香烟、娼妓、当铺以及左翼思想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摆在一起，是种奇妙的组合，这却是事实。
那个学画的学生名叫掘木正雄，出生在东京的庶民区，长我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因为家里没有画室，才上这所画塾来继续学校西洋画的。
“能借我五元钱吗？”
在此之前，只是打过照面而已，从未说过话，所以我有些张皇失措地掏出了五元钱。
“走啊，喝酒去吧。我请你喝。你这个象姑。”
我无法拒绝，被他拽进了画塾附近的蓬莱町酒馆。这就是我与他交往的开始。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瞧，你那种腼腆的微笑，正是大有作为的艺术家特有的表情呐。为了纪念我们的相识，干一杯吧。——阿绢，这家伙该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吧。你可不要被他迷住了哟。这小子来画塾之后，害我降格成为第二号美男子了呐。”
掘木长着一张黝黑的端庄面孔，身上穿着一套整齐的西装，脖子上系着一根素雅的领带，这种装束在学画的学生中是颇罕见的。他的头发还抹了发油，从正中间齐齐整整地向两边分开。
身处酒馆这样陌生的环境，我心中只有恐惧。我局促地把两只胳膊一忽儿抱紧，一忽儿松开，露出一脸腼腆的微笑。可就在两三杯酒下肚之后，我却感到了一种奇妙的、获得解放似的轻松。
“我曾琢磨着想进美术学校呐，可是……”
“啊呀，可没劲呐，那种地方真是没劲儿透了！我们的老师乃是存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的激情之中!”
但我对他说的东西却没有半点儿敬意，只是暗自思忖：这是个蠢货！他的画必定蹩脚透顶，但作为一个玩耍的伙伴，或许倒是最佳人选。我平生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真资格的都市痞子。尽管与我的表现方式大相径庭，在彻底游离于人世的营生之外、迷惘彷徨这一点上，毕竟属于同类。而且他是在无意识种实施着逗笑的丑角行为，全然没有觉察到这种丑角行为的悲惨。这正是他与我本质上迥然相异的地方。
仅仅是在一块玩玩，把他当成玩伴来交往——我总是这样蔑视他，耻于与他交往。但在与他结伴而行的过程中，我自己却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最初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大好人，一个难得的大好人。就连对人恐惧的我，也彻底放松了警惕，以为找到了领着我见识东京的好向导。说实话，我这个人，坐电车会对售票员犯怵；去歌舞伎剧场，一看到大门口铺红地毯的台阶两边并排站着的引路小姐又会顿生畏惧；进餐馆吧，瞥见悄悄站在身后等着收拾盘子的侍应生也会胆战心惊。天哪，特别是付钱的时候，我那双颤颤巍巍的手！买了东西之后，把钱递给对方，不是因为吝啬，而是过度紧张、害臊、不安与恐怖，只觉得头昏眼花，世界蓦然变得漆黑一团，哪里还顾得上讨价还价，有时甚至忘了接过找头，忘了拿走买下的东西。我根本无法独自在东京的街头漫步，只好整日蜷缩在家打发光阴。
可是一旦把钱包交给掘木再一起去逛街，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掘木大肆砍价，俨然是玩耍的行家，使极少的钱发挥出最大的功效。而且，他对街头昂贵的出租车一概敬而远之，因地制宜地乘坐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艇。他有利用最短的时间抵达目的地的本事，还对我现场演示教育：比如清晨从妓女那儿回家的途中，顺路拐到某个旅馆，泡个澡，再一边吃豆腐汤锅，一边咪点酒，这样不仅便宜划算，还显得很阔气。他还教给我，摊贩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富于营养。还满有把握地断言，所有酒中间，要数白兰地酒劲儿上来得最快最猛。在结帐买单时，他从来没有让我感到一星半点的不安和畏惧。
和掘木交往的另一大好处是，掘木完全无视谈话对方的想法，只顾听凭所谓激情的驱使（或许所谓‘激情’就是要无视对方的立场），一天到晚絮叨着种种无聊的话题。所以我完全不用担心两个人逛街逛累了会陷入尴尬的沉默。与人交往时，我最介意那种可怕的沉默局面，所以天生嘴笨的我才会拼命扮演丑角以求度过难关。而眼前这个傻瓜掘木却无意中主动担当起那种逗笑的滑稽角色，使我能够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只要适时地科插打诨便足以应付了。
不久我也明白了：酒、香烟和妓女，是能够帮助人暂时忘却人的可怕的绝妙手段。我甚至萌发了这样的想法：为了寻求这些，我不惜变卖我的全部家当。
在我眼里，妓女这个种类，既不是人，也不是女性，倒像是白痴或狂人。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倒能高枕无忧，安然成眠。她们没有一丁点儿的欲望，简直到达了令人悲哀的地步。或许是从我这里发现了一种同类的亲近感吧，那些妓女常常向我表现出自然的好意。这毫无算计之心，绝无勉强之意的好意，萍水相逢之人的好意，没有令我感到局促不安，使我在茫茫黑夜中，从白痴或狂人式的妓女那里，真切地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圣洁光环。
为了摆脱对人的恐惧，获得一宿安眠，我去她们那里。可就在“和我同类”的妓女玩乐的时候，一种无意识的讨厌氛围开始弥漫，这是连我自己都不曾设想过的“添加的附录”。渐渐地那“附录”浮出了水面，最终掘木点破了玄机。我不禁在愕然之余，深感厌恶。在旁人看来，说得通俗点，我是利用妓女进行着女人方面的修炼，长进显著。据说，通过妓女来磨炼与女人交往的本领，是最厉害也最富有成效的。我身上早已飘漾着那种“风月场上老手”的气息。女人（不仅限于妓女）凭本能嗅到了这种气息，并趋之若骛。人们竟把这种猥亵的、极不光彩的背景当作了我“添加的附录”，以致于它比我寻求休憩的本意更加醒目。
或许掘木是半带着奉承说出那番话的，却不幸言中了。比如说，我就曾经收到酒馆女人写的稚拙的情书；还有樱木町邻居将军家那个二十来岁的姑娘，会在每天早晨专挑我上学的时间，故意略施粉黛踟躇于自家门前；我去吃牛肉饭时，即使一言不发，那儿的女佣也会……我经常光顾的那家香烟铺子的小姑娘，在递给我的香烟盒子里竟然也有……还有，去观赏歌舞伎时，那个邻座的女人……在深夜的市营电车上酩酊大醉而酣然入睡之时……还有，乡下亲戚家的姑娘出乎意料地寄来了缱绻缠绵的相思笺……还有，某个不知名的姑娘，在我外出时留给我一个手工制作的偶人……由于我的消极退避，每次罗曼史都如蜻蜓点水，停留于一些残缺的断片，没有深入进展。但有一点却不是信口雌黄，我身上某个地方萦绕着供女人做梦的氛围。这一点被掘木那家伙点破时，我感到一种近于屈辱的痛苦，对妓女的兴趣也倏然消失了。
掘木出于爱慕虚荣和追赶时髦的心理（至今我也如此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别的理由）某天带我参加了一个叫做共产主义读书会的秘密研究会（大概是叫R.S吧，我也记不清了）。出席那个秘密集会只是掘木那种人领我“游览东京”的一过场罢了。我被介绍给那些所谓的“同志”，还被迫买下了一本宣传册子，听坐在上席的丑陋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一切在我看来却是再明白也没有的内容了。或许他确实言之有理，但人的内心深处，分明存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东西。称之为“欲望”吧，觉得言不尽意，谓之“虚荣心”也不确切，统称为“色情和欲望”仍然辞不达意。尽管我自己也是云里雾里，但我总认为，人世的底层毕竟存在某种绝不单纯是经济的、而是近于怪谭的东西。我是个极端害怕怪谭式东西的人，所以尽管赞成唯物论，就像肯定水往低处流，却不能仰仗这信仰来摆脱对人的恐惧，不能放眼绿叶而感受到希望的喜悦。不过我却一次不拉地参加了R.S的活动（仅凭记忆，可能有误）。“同志”们俨然大事临头，面孔紧绷，沉浸在“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初等算术式的理论研究中。见此情景，我觉得滑稽透顶，于是利用自己惯用的逗笑本领来活跃集会的气氛。渐渐研究会上拘谨古板的气氛得到了缓解，我成了集会上不可或缺的宠儿。那些貌似单纯的人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把我看成一个乐观而诙谐的“同志”。假如当真如此，我便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他们。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却每次必到，奉上丑角的逗笑服务。
我喜欢这样做，喜欢他们。并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不合法。这带给我小小的乐趣。不，毋宁说使我心旷神怡。其实，世上称为“合法”的东西才更可怕。（对此我预感到某种无比强大的东西）。其中的复杂构造更是不可理喻。我不能死守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寒冷房间里，既便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下去。哪怕是马上死去，我也心甘情愿。
有一个说法叫做“见不得人的人”。就是那些人间悲惨的失败者、悖德者。我觉得自打一出生我就是个“见不得人的人”，所以一旦遇到人世所谤的同类，就不由分说变得善良温柔了。这样的“温柔”足以令我自己如痴如醉。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狂人意识”。我每时每刻都受着这种意识的折磨，它却又是与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厮磨着，进行凄寂的游戏。这已经成了我的生存方式。俗话说“腿上有伤痕，没脸来见人”。在襁褓中这种伤痕就赫然出现在我的一条腿上，随着长大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日益加剧，扩散到骨髓深处。每夜的痛苦就如千变万化的地狱，但（说来也怪），那伤口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伤口的疼痛，仿佛有活生生的情感，如同爱情的呢喃。对我这样的男人，地下活动小组的氛围格外安心惬意。那运动的外壳比其追求的目的更为适合我。掘木则出于闹着玩的心理，把我介绍到那个集会中去，其实他自己总共只去了一次。他曾说过一句拙劣的俏皮话：“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这一方面的同时，也有必要观察消费这一方面嘛。”所以他不去集会，倒是一门心思拽住我到外面考察消费状况。回想当时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掘木那样爱慕虚荣、追赶时髦，心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也有我这样仅仅喜欢“不合法”气氛便一头扎入其中的。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真正的信仰者识破，无疑我俩都逃不过他们的愤怒斥责，被当成叛徒赶出组织。但我们却没有被开除，在不合法的世界里，我们比在绅士的合法世界里活得更加悠闲自在、游刃有余，显得“蓬勃健康”。以致于被当作前途无量的同志委以重任。真让人忍俊不禁。我一次也没有拒绝，泰然自若地受命，也不曾因举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和审讯。我总是一边逗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帮从事运动的家伙常常如临大敌般高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警惕过了头。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是无聊透顶的，却煞有介事地制造紧张气氛）。我心情当时是，宁愿作为共产党而遭捕，即使终生身陷囹圄，也绝不反悔。我甚至觉得与其对世上的“实生活”感到恐惧，每晚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轻松。
父亲在樱木町的别墅里忙于接待客人，要么就是有事外出，所以虽然我和他住在同一屋檐下，有时连着三四天连一面都见不到。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可怕，因此也琢磨着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家搬到某个宿舍去住。还没说出口，就从别墅老管家那里听说了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届满，想必还有种种理由吧，他无意继续参选，打算在故乡建一个隐居的地方，对东京似乎并不留恋。我不过是个高中生，特地为我保留住宅和佣人在他看来是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事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是我无法明白的）这样，这个家不久就转让给别人，我搬进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的阴暗房间。过了一阵子，在经济上便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里拿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立马告罄，香烟、酒、乳酪、水果等等家里随时都有。书、文具、衣服和其他一切也可以在附近店铺赊帐。连款待掘木吃荞麦面或炸虾盖浇饭，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上的餐馆，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宿舍独居的生活，一切都只能在每月的定额汇款中开销。我真是一筹莫展。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花个精光，我不寒而栗，心中没底几近发狂，交替着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打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又全是逗人发笑的虚构。窃以为，求助他人的上策乃是引人发笑）。另外，我在掘木的教唆下，频繁出入当铺。可是手头照样拮据。
我没有在无亲无故的宿舍中独立“生活”的能力。兀自待在宿舍房间里我感到是那么可怕，仿佛顷刻就会遭到某个人的袭击或暗算似的。所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往大街上跑，要么去帮助那种“运动”，要么和掘木一起到处寻找廉价的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也荒废了。进入高中翌年十一月，发生了我和那个年长于我的有夫之妇徇情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学习也毫不用功，奇怪的是，考试答题却颇得要领，故而一直瞒过了家人。然而不久，终于因为我旷课太多，学校秘密通知了故乡的父亲。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那种运动交给我的任务给我带来了更直接、更剧烈的痛苦，使我无法以半游戏的心境来泰然处之。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的——反正包括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子（现在想来，不过是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口袋四处奔走，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场，可手头没有钱。而且从P那儿（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错）不停地下达了任务，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这副羸弱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是仅仅对“不合法”感兴趣而参加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变成了假戏真做，忙得手忙脚乱，我就无法控制自己，不禁在心中恨恨地对P的人嘀咕：恐怕你们是弄错对象了吧？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是更好吗？于是我逃走了。虽然逃走，心情却没有变好，我决定去死。
那时，恰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参加运动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下来时，那姑娘总会拿着便筏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的弟弟妹妹吵死人了，害我都没法写信了。”
说罢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我本来可以佯装什么都不知道照旧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所以我又发挥了惯用的那种被动服务的精神。尽管我其实一句话也不想说，还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精神，趴在那边一边吸烟一边“嗯嗯唔唔”地应付着。
“听说呀有一种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呐。是你吧？”
“不，我嘛，只是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了不起。你喝吧。”
我暗自忖度着：这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啊，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其实不过在那儿鬼画桃符罢了。
“把你写的信给我瞧瞧！”
事实上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嚷嚷：“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那兴奋的模样真是有失体面，让我大为扫兴。于是我想打发她去干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附近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呢？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反而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行啊，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我深谙，打发女人去干活是不会惹她讨厌的。就是说，男人拜托女人做事，她会高兴的。
另一个女人则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为运动的关系，我和她不管愿意与否，都每天碰头。碰头会结束后，这个女人总跟在我后面，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做出一副不乏忧郁的微笑表情，说道：
“我正是这么想的呐。”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甚至不惜为那个讨厌而丑陋的女人做出牺牲，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些品味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送给了烤鸡肉串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开心。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阴暗角落里，我亲吻了她。谁知她却厚颜无耻地欣喜若狂，叫住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一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暗自苦笑着想到。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天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种种女人那样巧妙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牢牢地束缚住了。
同时，我从银座一个大酒馆的女招待那里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由于这种恩惠，我仍然感觉到一种被束缚住而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经毋需再借助掘木的向导，而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亦或穿着碎花布和服光顾酒馆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的自信心和暴力深感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他人面对面一本正经地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不伴随败北的丑角式的苦笑，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我好歹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情地与人进行张口结舌的交谈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那种运动四处奔波？亦或归功于女人？或者是酒精？但更主要得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女招待、侍应生簇拥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心的悸动。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消解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消解了我留在她身边的担忧。
我喝开了酒。因为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而无心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和抑郁寡欢，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种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天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瞧，我这个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对方的名字都忘记了）所吩咐的那样，在银座背街的一个露天寿司摊铺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偏偏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不知为何竟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长着一副黄颔蛇脸相、脑袋已经秃顶的老板一边摇晃着头，一边像个行家似的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忽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它原来与那个时候寿司店老板颇为相似，于是我不禁露出了苦涩的微笑。在她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地记忆中消隐而去了的今天，唯有那寿司店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那么准确无误，以致于可以轻松地描摹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过于难吃，竟带给我寒冷与痛楚的缘故。我从没有这样的体验，被人带到一个所谓的美味无比的寿司店里去吃寿司，而真的会觉得好吃的体验。那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大小吗？）
她在本所[东京的一个地名]租借了木匠家二楼的一个房间。在这儿，我一点也用不着隐匿自己平常那颗悒郁的心灵，就像受到剧烈牙痛的袭击一样，我一边用一只手捂住脸颊，一边喝茶。我的这种姿势反倒赢得了她的欢心。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周遭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
我一边躺着休息，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道：“我是有丈夫的人呐。原本他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了东京，可丈夫在东京却没干什么正经事。不久，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呆在监狱里呐。我呀，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天生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因为女人在这方面叙述方式拙劣，还是因为她们的谈话不得要领，反正对我来说，她们所说的话都不过是马耳东风。
真是寂寞啊。
比起女人连篇累牍的痛说家世，倒是这样一句短短的叹息更引发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期待着，却从来没有从这个世上的女人那儿听到过这样的叹息。不过，眼前这个女人尽管没有用言语说过一句”真是寂寞啊“，但是，她的身体轮廓中却流淌着一种剧烈而无言的寂寞，就像是一股一寸见方的气流一样，我的身体一旦考近她，就会被那股气流牢牢地包围住，与我自己所拥有的那种多少有些阴郁的气氛，恰到好处地交融在一起，宛若”枯叶落在水底的岩石之上“，使我得以从恐惧和不安中抽身逃遁。
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入睡的感觉截然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跟这个诈骗犯之妻所度过的一夜，对我来说是获得了解放的幸福之夜（不加思索地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我想，这在我的整篇手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但也仅仅只有一夜。早晨，我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甚至会惧怕幸福。棉花也能让人受伤。趁着还没有受伤，我想就这样赶快分道扬镳。我又放出了惯用的逗笑烟幕弹。
“有一句话叫’钱一用完，缘分就断’，其实这句话的解释恰好被人颠倒了。并不是说钱一用光，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旦没有钱，自个儿就会意志消沉，变得颓废窝囊。甚至连笑声都缺乏力量，而且性情出奇地乖戾，最终破罐子破摔，自个儿主动甩了女人。就是说近于半疯狂的彻底甩掉女人。据《金洋大辞林》上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呐。真可怜呀。我也多少懂得点那种心境。”
的确，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上述那些蠢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不宜久留，脸也没洗就跑了出来，可没想到我当时编造的关于“钱一用完，缘分就断”的胡言乱语，后来竟与我自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
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我都没有去见那一夜的恩人。分手之后，随着日子的流逝，喜悦之情也逐渐淡漠，倒是蒙受了她恩惠这一点让我有一种隐隐的不安，感到了一种沉重的束缚。甚至对酒吧里的所有消费都由常子结的帐这种世俗的事情，也开始耿耿于怀了。常子最终也跟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个女人一样，成了仅仅是胁迫着我的女人，所以即使相距甚远，我也会对常子感到恐惧，而且我觉得，一旦再遇到那些与自己睡过觉的女人，她们就会对我勃然大怒，所以对再见到她们颇为胆怯心虚。正因为我的性格如此，所以我对银座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这种胆怯心虚的性格绝不是源于我的狡猾，而是因为我还不大明白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女人这种生物在生存时，是把晚上一起睡觉与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这两者严格区分开来的，就像是彻底忘却了其间的关联一样，干净利落地斩断了那两个世界的联系。
十一月末，我和掘木在神田的露天摊铺上喝廉价的酒。这个恶友主张离开现在的摊铺去另一个地方喝酒。可是我们已经花光了手头的钱，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硬吵嚷着“喝呀，喝呀”。此时的我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胆子也变大了，我说道：
“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一个梦的国度。可别大惊小怪，那儿真可谓是’酒池肉林’……”
“是一个酒馆？”
“对。”
“走吧。”
事情就这样定了，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市营电车。掘木兴奋得欢蹦乱跳，说道：
“今夜我可是好想要个女人呐。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平常我是不大愿意让掘木演出那种醉态的。掘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又特意问了一句：
“我亲她，行吗？坐在我旁边的女招待，我一定要亲给你瞧瞧。行不行？”
“不要紧吧？”
“那太好了！我真是太想要女人了。”
在银座的四丁目下车后，仗着常子的关系，我们身无半文地走进了那家所谓酒池肉林的大酒馆。我和掘木挑了一个空着的包厢相对而坐，只见常子和另一个女招待迅速跑了过来。那另一个女招待坐在了我的身边，而常子则一屁股坐在了掘木的身边。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常子眼看就要被掘木亲吻了。
但我并不是一种觉得可惜的感觉。我这个人本来就没有太强的占有欲，即使偶尔有可惜的感觉，也绝没有那种大胆主张自己的所有权，奋起与人抗争的力量，以致于在后来的某一天，我甚至默不做声地眼睁睁看着一个与自己同居的女人遭到了别人的玷污。
我竭力避免介入人与人之间的芥蒂，害怕卷入那样的漩涡之中。常子与我不过是一夜的交情。她并不属于我。我不可能有觉得可惜的欲望，不过我毕竟还是吃了一惊。
常子就在我的面前接受着掘木强烈的亲吻。我为常子的境遇感到可怜。这样一来，被掘木玷污过的常子或许就不得不与我分手了吧。而且我也不具备足够的热情来挽留住常子。啊，事情被迫到此结束了。我对常子的不幸涌起了瞬间的惊愕，但随即又如同流水般老老实实地彻底绝望了。我来回瞅着掘木与常子的面孔，嗤笑了起来。
但事态却意想不到地恶化了。
“算了吧！”掘木歪着嘴巴说道，“就连我这种穷光蛋也要的女人……”
他就像是困窘至极似的交叉着双臂，目不转睛地盯着常子，苦笑了。
“给我酒，我身上没有钱。”我小声地对常子说道。我真想喝个烂醉。从所谓的世俗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一个不值得醉汉亲近、丑陋而贫穷的女人。我感到自己就像是意外遭受到雷击一样。我喝呀，喝呀，从没喝过这么多酒，一直喝到烂醉如泥，与常子面面相觑，悲哀地微笑着。经掘木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她不过是一个疲惫不堪而又贫穷下贱的女人，可与此同时，一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又油然而生（我至今仍旧认为：贫富之间的矛盾尽管貌似陈腐，但却是戏剧家笔下永恒的主题）。我发现常子是那么可爱，以致于我平生第一次觉察到了自己萌发了一种虽然微弱却积极主动的恋爱之心。我吐了，吐得不省人事。喝酒喝得不省人事，这还是第一次。
醒来一看，常子坐在我的枕边。原来我是睡在了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说过’钱一用完，缘分就断’，我还以为是开玩笑来着。莫非你是真心说的？要不，你干嘛不来了？要断绝缘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难道我挣钱给你用，还不行吗？”
“不，那可不行。”
然后那个女人也躺下睡了。拂晓时分，从女人的口中第一次迸出了“死”这个字眼。她早已被人世的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人世的恐惧和生存的烦忧，还有金钱、女人、学业、运动等等，似乎就再也无法忍耐着活下去了。于是不加思索地赞同了她的提议。
但当时我却没有真正做好去“死”的思想准备。其中的确隐含着某种“游戏”的成分。
那天上午，我和她双双徜徉在浅草区，一块儿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各自喝了一杯牛奶。
“帐你先结了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小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块铜币。一种比羞耻更为凄烈的情愫一下子攫住了我。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那只剩下了学生制服和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进当铺的荒凉房间。除此之外，我的所有家当就只有此刻穿在身上的碎花布和服与斗篷了。这便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那女人也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问道：
“哎？！就这么点钱？！”
尽管这句话有口无心，但分明有种疼痛感穿透了我的骨髓。这是我第一次因为自己所爱的人说的话而体验到的痛苦。三枚铜币说到底算不得是钱，它带给我从未咀嚼过的奇妙屈辱感，一种没脸再活下去的屈辱感。归根到底，那时的我还没彻底摆脱有钱人家纨绔子弟这一种属性吧。也就在这时候，我才真正地作为一种实感做出了去死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们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海面。那女人嗫嚅着“这腰带还是从店里的朋友那儿借来的呐”，随即解了下来叠放在岩石上面。我也脱下了斗篷放在同一块岩石上，然后双双纵身跳进了海水里。
女人死掉了，我却得救了。
或许因为我是一个高中生，再加上父亲的名字多少具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效应吧，情死的事儿被当作一起重大事件登载在报纸上。
我被收容在海滨的医院里，一个亲戚还专程从故乡赶来，处理种种后事。故乡的父亲和一家人都勃然大怒，有可能就此与我断绝关系，那个亲戚这样告诉我以后就回去了。但我哪有心思顾及这些，我只是在想念死去的常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在我迄今为止交往的人中间，我只喜欢那个贫穷下贱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是她写的五十首短歌。这些短歌的开头一句全是清一色的“为我活着吧”这样一种奇特的句子。护士们快活地笑着到我的病房里来玩，其中有些护士总是在紧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转身离去。
在这所医院检查出我的左肺上有毛病。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名带到了警局。在那里他们把我当病人对待，收容在特别看守室里。
深夜，在特别看守室旁边的值班室内，一个通宵值班的年迈警察悄悄拉开两个房间中央的门，招呼我道：
“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了架势，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装腔作势地问道。
“最初和那女人搞上关系是在哪儿？”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派头，为了打发这个秋天的夜晚，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什么近于猥亵的桃色新闻。我很快觉察出这一点，拼命忍住想笑的神经。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利拒绝做出任何回答，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兴致，我始终在表面上奇妙地表现出一片诚意，仿佛从不怀疑他就是真正的审讯主任，而刑罚的轻重彻底取决于他的意志。我还进行了一番适当的“陈述”，以多少满足一下他那颗色迷迷的好奇心。
“唔，这样我就大体上明白了。如果一切都照实回答。我嘛，自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这是一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已经亮了。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就在打开门走近署长室的当口，署长发话了：
“哦，真是个好男儿啊。这倒怪不了你。怪只怪你的母亲，生下了你这样一个好男儿。”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像是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听他突如其来地这样一说，我不禁萌发了一种悲哀的感觉，就像自己是一个半爿脸上长满了红斑的、丑陋的残疾人一样。
这个署长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柔道选手或剑道选手，他的审讯方式也显得干练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进行的隐秘而执拗的的好色审讯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送往检查局的文件，一边说道：
“你得好好爱惜身体呐。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有些反常地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只见手巾上就像是降了红色的霰子一样沾满了血。但那并不是从喉咙里咳出来的血，而是昨天夜里我抠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时流出来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挑明其间的真相或许对我更为有利，所以只是低下头，机敏地回答道：
“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说道：
“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还是得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查局来一趟。总该有一个人吧，诸如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
我突然想起，一个曾经经常出入于父亲别墅、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是我学校的担保人。这个叫涩田的人，和我们是同乡，常常拍我父亲的马屁，是一个长得又矮又胖、年届四十的独身男人。他的脸，特别是眼睛，与比目鱼十分相似，所以父亲总叫他“比目鱼”，我也就跟着那么叫惯了。
我借助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查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说起话来竟然装腔作势的，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喂，那个电话话筒还是消毒一下为好。没看见他吐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坐下之后，听见署长正用大嗓门吩咐警察给电话话筒消毒。
午饭以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绑住胳膊，与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坐电车向横滨出发了。尽管他们准许我用斗篷遮住捆绑的痕迹，但麻绳的异端却被年轻的警察牢牢地握在手中。
不过，我并没有丝毫的不安，倒是对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和那个老警察依依不舍。呜呼，我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呢？被作为犯人捆绑起来，竟反而使我如释重负，万般惬意。即使此刻我追忆当时的情形时，整个的我也不由自主地觉得心旷神怡了。
但在那一段时期所有令人怀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悲惨的失败记录，它令我不胜汗颜，终生难忘。我在检查局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审讯。检察官年纪有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像是一个性情温和、不乏气度的人（倘若说我长得漂亮的话，那也无疑室一种淫荡邪恶的漂亮，但这个检察官的脸上却萦绕着一种聪慧而且宁静的氛围，使你不得不承认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漂亮）。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彻底放松了警惕，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突然我又咳嗽了起来。我从袖口掏出手巾，蓦地瞥见了那些血迹。顿时我涌起了一个浅薄的念头，以为或许我能够把这咳嗽作为一种筹码来进行讨价还价。“咯，咯”我夸张地大声假咳了两下，用手巾捂住嘴巴，顺势悄悄斜了检察官一眼。
“你是在真咳吗？”
他的微笑依旧是那么宁静。我直冒冷汗。不，即使现在我回想起来，依旧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当那个傻瓜竹一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戳穿了我的把戏时，我就像被一脚踢进了地狱里一样。可如果说我这一次的羞愧远远超过了那一次，也绝没有言过其实。那件事和这件事，是我整个生涯中演技惨败的两大记录，我有时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宁静的侮辱，还不如被判处十年徒刑。
我被予以缓期起诉，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心中满是悲凉地坐在检查局休息室的长凳子上，等待着担保人“比目鱼”来领我出去。
透过背后高高的窗户能望见晚霞燃烧的天空，一大群海鸥排成一个“女”字形飞走了。
手记之三
一
竹一的两大预言，兑现了一个，落空了一个。“被女人迷恋上“这一并不光彩的预言化作了现实，而”肯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的这一祝福性的预言却归于泡影。
我仅仅当上了给粗俗杂志投稿的无名的蹩脚漫画家而已。
由于镰仓的殉情自杀事件，我遭到了学校的除名。于是，我不得不在“比目鱼“家二楼上一间三铺席大的房子里起居生活。每月从家里寄来极少金额的一点钱，并且不是直接寄给我，而是悄悄寄到“比目鱼”这儿来的。（好像是老家的哥哥们瞒着父亲寄来的）。除此之外，我与老家之间便被断绝了所有联系。而“比目鱼”也总是老大不高兴的样子，无论我怎样对着他讨好地笑，他也一笑也不笑，使我不得不怀疑：人怎么能如此轻易地变得面目全非呢？这令我感到可耻，不，毋宁说是滑稽。“比目鱼”一改过去的殷勤，只是对我反复絮叨着这样一句话：
“不准出去。总之，请你不要出去。”
看来，“比目鱼”认为我有自杀的嫌疑，换言之，存在着我跟随女人再度跳进大海的危险性，所以对我的外出严加禁止。我既不能喝酒，也不能抽烟，而只能从早到晚地蛰伏在二楼三铺席房间的被炉里翻一翻旧杂志，过着傻瓜一样的生活，甚至于连自杀的力气也丧失殆尽了。
“比目鱼”的家位于大久保医专的附近，尽管招牌上堂而皇之地写着“书画古董商”、“青龙园”等等，可毕竟只占了这一栋房子两家住户中的一户。而且，店铺的门面也相当狭窄，店内落满了尘埃，堆放着很多的破烂货（本来“比目鱼”就不是靠着店里的破烂货在做生意，而是大肆活动于另一些场合，比如将某个所谓老板的珍藏品的所有权出让给另一个所谓的“老板”从中渔利）。他几乎从不呆坐在店里，而一清晨就扳起个脸，急匆匆地走出店门去了，只留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计守店。当然他也是负责看守我的人了。一有闲工夫，他就跑到外面去，和邻近的孩子一起玩投球游戏，俨然把我这个二楼上的食客当作了傻瓜或是疯子，甚至有时像大人一样对我说教。这小伙计是涩田的私生子，只是其间有一些蹊跷的内幕，使得涩田和他没有父子相称。而且，涩田一直独身未娶，似乎与此也不无关系。我记得过去也从自己家里人那儿听到过一些有关的传闻，但我对别人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对其中的详情一概不知。但那小伙计的眼神确实让人联想起那些鱼的眼睛来，所以，或许真的是“比目鱼”的私生子……倘若果然如此，他们俩倒也的确算得上一对凄凉的父子。夜深人静之时，他们常常瞒着二楼的我，一声不响地偷吃荞麦面什么的。
在“比目鱼”家里，一直是由这个小伙计负责主厨的。我这个二楼的食客的饭菜，通常是由小伙计盛在托盘里送上来，而“比目鱼”和小伙计则在楼下四铺半席大的饮湿房间里匆匆忙忙地用餐，还一边把碗碟鼓捣得嗑嚓作响。
在三月末的一个黄昏，或许是“比目鱼”找到了什么意料之外的赚钱门道，亦或是他另有计谋（即使这两种推测都没有错，至少也还有我等之辈无法推测的种种琐屑的原因吧），他破例把我叫到了楼下的餐桌旁。桌子上竟然很罕见地摆放着酒壶和生鱼片，而且那个生鱼片也不是廉价的比目鱼，而是昂贵的金枪鱼。就连款待我的主人家也大受感动，赞叹不已，甚至还向我这个茫然不知所措的食客劝了点酒。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这以后？”
我没有回答，只是从桌子上的盘子里夹起了一块干沙丁鱼片看着那小鱼身上银白色的眼珠子，酒劲便渐渐上来了。我开始怀念起那些四处乱转的时光，还有掘木。我是那么痛切地渴望起“自由”来了，以致差点脆弱得掩面哭泣。
我搬进这个家以后，甚至于丧失了逗笑的欲望，只是任凭自己置身于“比目鱼”和小伙计的蔑视之中。“比目鱼”似乎也竭力避免与我进行推心置腹的长谈，而我自己也无意跟在他后面向他诉说衷肠，所以我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湿乎乎的食客。
“所谓缓期起诉，今后是不会变成一个人的前科的。所以就单凭你自己的决心就可以获得新生。若是你想洗心革面，正经八百地征求我的意见，那我自会加以考虑的。”
“比目鱼”的说法，不，世上所有人的说法，总是显得转弯抹角，含糊不清，其中有一种试图逃避责任似的微妙性和复杂性。对于他们那种近于徒劳无益的严加防范的心理和无数小小的计谋，我总是感到困惑不已，最后只得听之任之，随他而去。要么我以滑稽的玩笑来敷衍塞责，要么我用无言的首肯来得过且过，总之，我采取的是一种败北者的消极态度。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当时要是“比目鱼”像下面这样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事情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我为“比目鱼”多此一举的用心，不，为世人那不可理喻的虚荣心和面子观念，感到万般的凄凉和阴郁。
“比目鱼”当时要是那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就好了：
“不管似乎官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反正从四月开始，你得进一所学校。只要你肯进学校读书，老家就会寄来更充裕的生活费。”
后来我才了解到，事实上，当时情况就是这样。那样说的话，我是会言听计从的吧。但是，由于“比目鱼”那种过分小心翼翼、过分转弯抹角的说法，我反倒闹起了别扭，以致于我的生活方向也完全改变了。
“如果你没有诚心了来征求我的意见，那我就无可奈何了。”
“征求什么意见？”我就像丈二和尚一样摸不到头脑。
“关于你心中想的一些事情罢了。”
“比如说？”
“比如，你自己打算今后怎么办？”
“还是找点活儿来干好吧？”
“不，我是问你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
“不过，即使我想进学校，也……”
“那也需要钱。但问题不在钱上，而在于你的想法。”
他为什么不挑明说一句“老家会寄钱过来”呢？仅此一句话，我就会下定决心的。可现在我却坠入了云里雾中。
“怎么样？你对未来是否抱有希望之类的东西呢？照顾一个人有多难，这是受人照顾者所无法体会的。”
“对不起您。”
“这确实让我担心呐。我既然答应了照顾你，也就不希望你半途而废。我希望你拿出决心来，走上一条重新做人的道路。至于你将来的打算，如果你诚心诚意地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愿意与你一起商量着办的。当然，我“比目鱼”是个穷光蛋，但还是愿意资助你的。可是，如果你还奢望过从前那种阔绰的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过，要是你的想法切实可行，明确地制定出了将来的方针，并愿意与我商量，那我会不厌其烦地帮助你获得新生。你明白吗？我的这种心情？你究竟以后打算怎么办？”
“如果您真的不愿意收留我，我就出去找点活儿来干干……”
“你是真心那么说的吗？在如今这个世上，就算是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也还……”
“不，我又不是去做什么白领阶层。”
“那做什么呢？”
“当画家。”我狠狠心说了出来。
“嘿？！”
我无法忘记当时“比目鱼”缩着脖子嗤笑的狡猾面影。那嗤笑的面影里潜藏着一种近于轻蔑却又不同于轻蔑的东西。倘若把人世间比作一片大海，那么，在大海的万丈深渊里就分明曳动着那种奇妙的影子。我正是透过那种嗤笑，管窥了成年人生活的深层奥秘。
最后他说道：“想当画家的想法真是太荒唐了，你在情绪上一点也不稳定。你再考虑考虑吧，今天晚上你就好好地考虑一晚上吧。”被他这样一说，我就像是被人追撵着似的赶紧爬上了二楼。无论怎样辗转反侧地思考，也想不出什么别的主意。再过了一阵子，天破晓了。黎明时分，我从“比目鱼”家逃了出来。
“傍晚时分我肯定回来，关于将来的打算，我这就去找下面所记的一位朋友商量，所以，请您不必为我担心。真的。”
我用铅笔在便筏上写了上面的一番话。然后，又记下了浅草掘木正雄的住址和姓名，悄悄溜出了“比目鱼”家。
我并不是因为讨厌“比目鱼”的说教才偷跑出来的。正如“比目鱼”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男人。对于将来的打算，我一无所知，而且，如果一直呆在“比目鱼”家当食客的话，未免又对不起“比目鱼”。即使我想发奋图强，立下宏志，可一想到自己每个月都得从并不富裕的“比目鱼”那儿接受经济上的援助，不禁顿时黯然神伤，痛苦不堪。
不过，我并不是真的想去找掘木商量什么“将来的打算”才逃离“比目鱼”家的。哪怕是片刻也好，我希望能先让“比目鱼”放下心来（而在他宽心的这段时间里，我便可以逃得再远一点，正是出于这种侦探小说式的策略，我才写下了那张留言条。不，不对，尽管不无这种心理，但更准确的说法是：我害怕自己冷不防带给“比目鱼”太大的打击，使他惊惶失措。尽管事情的真相迟早是要败露的，但我还是惧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因而必要进行某种掩饰。这正是我可悲的性格之一，尽管它与世人斥之为“撒谎”而百般鄙弃的性格颇为相似，但我却从来也没有为了牟取私利而那么做，我只是对那种气氛的骤然变化所造成的扫兴感到一种窒息感的恐惧，所以，即使明知事后对自己不利，也必定会进行那种拼死拼活的服务。纵然这种“服务”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微不足道而又愚蠢至极的东西，但恰恰是出于这种为人“服务”的心理，我才在许多场合下不由自主地添加上漂亮的修饰语。但这种习惯却常常被世上所谓的“正人君子”大肆利用），所以，就任凭记忆的驱使，把当时浮现在脑海中的掘木的住址和姓名随手写在便筏的一隅。
我离开了“比目鱼”的家，一直步行着来到了新宿，卖掉了口袋里的书。这下我真是走投无路了。尽管我在朋友中人缘不错，可却一次也没有真切地体会到过那种所谓的“友情”。像掘木这样的耍耍朋友暂且不论，甚至所有的交往都只给我带来过痛楚。为了排遣那种痛楚，我拼命地扮演丑角，累得精疲力竭。即使是在大街上看到熟悉的面孔，哪怕只是与熟人相似的面孔，我都会大吃一惊，在一刹那间被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痛苦的战栗牢牢的地挟裹住。即使知道有人喜欢自己，我也缺乏去爱别人的能力（当然，我对世上的人是否真的拥有爱别人的能力这一点持怀疑态度）。这样的我是不可能拥有所谓“亲密朋友”的。而且，我甚至缺乏走访朋友的能力。对于我来说，他人的家门比《神曲》中的地狱之门还要阴森可怕。这并非危言耸听，我真有这样一种感觉：似乎有一种可怕的巨龙一般散发出腥臭的怪兽，正匍匐在别人家门的深处蠕动着。
我和谁都没有来往，我哪儿都去不了。
还是去掘木那儿吧。
这是一种典型的假戏真做。我决定按照留言条上所写的那样去走访浅草的掘木。在这之前，我一次也没有主动去走访过掘木家，而大都是打电话叫掘木上我这儿来。眼下我甚至连电报费也掏不出来了，更何况凭我这副落魄潦倒之身，光发个电报，掘木恐怕是不会出来见我的吧。我决定做一次自己并不擅长的“走访“，于是叹息着坐上了电车。对于我来说，难道这个世上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那个掘木吗？一想到这儿，一种冷彻脊梁的凄凉感一下子笼罩了我。
掘木在家。他的家是一栋位于肮脏的胡同深处的两层建筑。掘木占有的是二楼上一间仅有六铺席大的房间。掘木年迈的父母和三个年轻的工匠正在楼下制作木屐，一会儿敲敲打打，一会儿缝制木屐带子。
那天，掘木向我展示了他作为都市人的崭新一面。即俗话所说的老奸巨猾的一面。他是一个冷酷狡诈的利己主义者，令我这个乡巴佬瞠目结舌。他远远不是一个像我这样永远飘泊流转的男人。
“你真是让我吃了一惊呐。你家老爷子原谅你了吗？还没有？！”
我没敢说自己是逃出来的。
我像平常那样搪塞者。尽管马上就会被掘木察觉，但我还是搪塞着说道：
“那总会有办法的。”
“喂，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就算是我对你的忠告吧，干傻事到此该收手了。我嘛，今天还有点事呐，这阵子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有事？！什么事？！”
“喂，喂，你可别把坐垫上的带子扯断啦。”
我一边说话，一边无意识地用指尖鼓捣着铺在下面的坐垫的四个边上那穗子模样的绳子，也不知道那是坐垫上的线头子还是扎绳儿，我只是一个劲儿地扯拉着玩。只要是家里的东西，掘木似乎连坐垫上的一根细绳子都爱惜无比，甚至于不惜横眉竖眼，义正严辞地责备我。回想起来，掘木在以前与我交往中从来也没有吃过什么亏。
掘木的老母亲把两碗年糕小豆汤放在托盘里送了上来。
“哎呀，您这是……”
掘木俨然一副不折不扣的孝顺儿子的模样，在老母亲面前显得诚惶诚恐的，就连说话的腔调也毕恭毕敬得有些不自然了：
“对不起，是年糕小豆汤吗？真是太阔气了。原本用不着这么费心的，因为我们有事得马上出去呐。不过，一想到这是您特意做的拿手的年糕小豆汤，要是不吃又未免太可惜了。那我们就喝了吧。你也来一碗吧，怎么样？这可是我母亲特意做到呐。啊，这玩艺儿真好喝。太阔气啦！”
他兴奋无比，津津有味地喝着，那神情也不完全像是在演戏。我也啜了一口小豆汤，只闻到一股白开水的味道。我又尝了尝年糕，觉得那压根儿就不是年糕，而是一种我全然不知的莫名其妙的物体。当然，我绝对不是在这里蔑视他们家的贫穷（其实当时我并不觉得难吃，而且老母亲的心意也令我大为感动。即使我对贫穷有一种恐惧感，也绝对没有什么轻蔑感）。多亏了那年糕小豆汤和因年糕小豆汤而兴高采烈的掘木，我才清楚地看到了都市人那节俭的本性，看到了东京人家庭那种内外有别、惨淡经营的真实面貌。我发现唯有愚蠢的我不分内外，接二连三地从别人的生活中四处逃窜，甚至还遭到了掘木这种人的嫌弃。这怎不令我惶恐？我鼓捣着涂漆剥落的筷子，一边喝年糕小豆汤，一边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寂寞和凄凉之中。我只想把这一点记录下来。
“对不起，我今天有点事，”掘木站起身，一边穿上衣一边说道，“太失礼了，真是对不起。”
这时，一个女客人来找掘木。谁知我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剧变。
掘木一下子精神大振，说道：
“哦，真是对不起。我正寻思着要去拜望您呐。可谁知来了个不速之客。不过没关系，喂，请吧。”
他一副方寸大乱的样子。我把自己垫着的坐垫腾出来翻了个面递给他，他一把夺过去，又翻了个面放好，请那个女人就座。房间里除了掘木的坐垫之外，就剩下了一张客人用的坐垫。
女人是一个瘦高个儿。她把坐垫往旁边挪了挪，在门口附近的角落边坐了下来。
我茫然地听着他们俩的谈话，那女人像是某个杂志社的人，看样子不久前约请了掘木画什么插图，这一次是来取稿的。
“因为很急，所以……”
“已经画好了。而且是早就画好了的。这里就是。请过过目吧。”
这时送来了一封电报。
掘木看了看电报。只见他那本来兴高采烈的面孔一下子变得有些阴森可怖起来了。
“喂，你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比目鱼”发来的电报。
“总之，请你赶快回去。要是我能送你回去那固然好，可我眼下实在没那工夫。瞧你，从家里逃跑出来，还一副大摇大摆的模样。”
“您住哪儿？”
“大久保。”我不由得脱口而出道。
“那正好是在敝公司的附近。”
那女人出生在甲州，今年二十八岁。带着一个年满五岁的女儿住在高园寺的公寓里。据说她丈夫已去世快三年了。
“您看起来像是吃了很多苦头才长大成人的呐。看得出您很机敏，够可怜的。”
从此我第一次过上了男妾似的生活。在静子（就是那个女记者）去新宿的杂志社上班时，我就和她那个名叫繁子的五岁女儿一起照看家里。在此之前，当母亲外出时，繁子总是在公寓管理员的房间里玩耍，而现在有了一个“机敏”的叔叔陪着她玩，让她很是高兴。
我在那儿稀里糊涂地呆了一周左右。透过公寓的窗户，能看见一只风筝绊在了不远的电线上。裹胁着尘土的春风把风筝吹得个七零八落，但它却牢牢地缠在电线上不肯离去，就像是在点头首肯似的。每当见此情景，我就忍不住苦笑起来，面红耳赤，甚至被恶梦所魇住。
“我想要点钱。”
“……要多少？”
“要很多……俗话说‘钱一用完，缘分就断’，可真是一点儿也不假啊。“
“你真傻。那不过是一句从前的老话而已……”
“是吗？不过你是不会明白的。照这样下去，没准我会逃走的。”
“到底是谁更没有钱呢？到底是谁要逃走呢？你真是奇怪呐。”
“我要自己挣钱，用挣来的钱买酒，不，是买烟。就说画画吧，我也自认为比掘木画得好呐。”
这种时候，我的脑子里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自己中学时代所画的那几张自画像，就是被竹一说成是“妖怪的画像”的那些自画像。那是一些丢失了的杰作。尽管它们在三番五次的迁徙中丢失了，但我总觉得，唯有它们才称得上优秀的画作。那以后我也尝试过画各种各样的画，但都远远及不上那记忆中的杰作，以致于我总是被一种失落感所折磨着，恍若整个胸膛都变成了一个空洞。
一杯喝剩了的苦艾酒。
我就这样暗暗地描述着那永远无法弥合的失落感。一提到画，那杯喝剩了的苦艾酒就会在我的面前忽隐忽现。我被一种焦躁感搅得心神不宁。啊，真想把那些画拿给她看看。我要让她相信我的绘画才能！
“哼，怎么样？你竟然还会摆出一本正经的架势开玩笑，真是可爱呀。”
这不是在开玩笑，而是真的！啊，真想把那些画拿给她瞧瞧。我就这样徒劳地想着。突然我改变了主意，断了那个念头，说道：
“漫画，至少画漫画，我自认为比掘木强。”
这句骗人的玩笑话，谁知她倒信以为真了。
“是啊，其实我也蛮佩服你的。你平时给繁子画的那些漫画，让我看了都不禁捧腹大笑。你就试着画画看，怎么样？我也可以向我们社的总编引见你呐。”
她们那家杂志社发行的是一种面向儿童的没有名气的月刊杂志。
“……一看到你，大部分女人都巴不得为你做点什么呐……因为你总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却又是一个出色的滑稽人物。……有时候你是那么茕茕孑然，郁郁寡欢，那模样更是让女人为之心动呐。”
除此之外，静子还唠唠叨叨地说很多话来给我戴高帽子，可一想到那恰恰是隶属于男妾的可鄙特性，我就变得越发“郁闷消沉”、委靡不振了。我暗地里忖度到：金钱比女人更重要，我迟早都要离开静子去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可事实上，我却是越来越依赖于静子了。包括我从“比目鱼”家出走之后所有的事情，我都受到了这个胜过男性的甲州女人的关照，结果，我在静子面前更是不得不“战战兢兢”的了。
在静子的安排下，“比目鱼”、掘木以及静子三人进行了三方会谈，达成了协议：我与老家彻底决裂，而与静子“堂堂正正”地同居。在静子的多方奔走下，我的漫画也意外地赚了些收入，我用钱来买酒和烟。谁知我的不安和悒郁却有增无减。郁郁不乐之至，使我在为静子他们的杂志画每月的连载漫画《金太郎与小太郎的冒险》时，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故乡的家人来。由于过分凄寂，手中的画笔有时会戛然停止运作，而我伏在桌子上早已是泪流满面了。
这种时候，能稍微安慰我的就只有繁子了。繁子已经毫不忌讳地把我叫做“爸爸”了。
“爸爸，有人说只要一祈祷，神什么都会答应的，这话可当真？”
说来我倒是正需要这样的祈祷呐。
啊，请赐给我冷静的意志！请告诉我“人”的本质！一个人排挤欺负另一个人，难道也不算罪过吗？请赐给我愤怒的面罩！
“嗯，是的，对繁子嘛，神什么都会答应的。可是对爸爸呢，恐怕就不灵验了。”
“为什么不灵验呢？”
“因为爸爸违抗了父母之言。”
“是吗？可大家都说，爸爸是个大好人呐。”
那是因为我欺骗了他们。我也知道，这公寓里人人都向我表示出好感，可事实上，我是多么畏惧他们啊！我越是畏惧他们，就越是博得他们的喜欢，而越是博得他们的喜欢，我就越是畏惧他们，并不得不离他们远去。可是，要向繁子讲明我这种不幸的乖僻，分明是一件困难至极的事情。
“繁子，你究竟想向神祈祷些什么呢？”我漫不经心地改变了话题。
“繁子我想要自己真正的爸爸呐。”
我吃了一惊，眼前一片晕眩。敌人。我是繁子的敌人？还是繁子是我的敌人？总之，这里也有一个威胁着我的可怕的大人。他人，不可思议的他人，尽是秘密的他人。顷刻间在我眼里，繁子一下子变成了那样一个他人。
原以为只有繁子是个例外，没想到她的身上也隐藏着“无意中抽死牛虻的牛尾巴。”打那以后，我甚至在繁子面前也不得不提心吊胆了。
“色魔！在家吗？”
掘木又开始上这儿来找我了。我从“比目鱼”家出走的日子里，他曾经那么冷漠地对待我，可现在我却无法拒绝他，只能微笑着迎接他。
“不是听人说你的漫画很受欢迎吗？像你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倒很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啊。不过也万万大意不得呀。你的素描就一点也不成样子呐！”
他在我面前摆出一副绘画大师的架势。要是我把那些“妖怪的画像”拿给他看，他会是怎样一种表情呢？我又像惯常那样开始徒劳地焦虑不安起来。我说道：
“你别那么说我，要不我会大哭一场的。”
掘木越发得意了：
“如果仅仅依靠为人处世的才能，迟早会露陷的哟。”
为人处世的才能……听他这么一说，我除了苦笑之外无以对答。我居然具有为人处世的才能！莫非在别人眼里，我那种畏惧他人、躲避他人、搪塞他人的性格，竟然与遵从俗话所说的那种“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处世训条的做法，在表现形式上是相同的吗？啊，人们彼此并不了解，相互截然不同，却自以为是亲密无间的挚友，一辈子也没有觉察到彼此的殊异。待等对方死去，不是还哭哭啼啼地念一番悼词吗？
掘木是处理我离开“比目鱼”家之后各种问题的见证人（他肯定是在静子的央求之下才勉强答应下来的），所以，他摆出一副像是我重新做人的大恩人亦或月下老人的派头，要么煞有介事地对我进行说教，要么深更半夜喝得烂醉跑来借宿，要么从我这儿借走五块钱（每次都毫无例外是五块）。
“不过，你玩女人也该到此为止了吧。再玩下去的话，世间是不会容忍的。”
所谓世间，又是什么呢？是人的复数吗？可哪儿存在着“世间”这个东西的实体呢？迄今为止，我一直以为它是一种苛烈、严酷、而且可怕的东西，并且一直生活在这种想法之中，如今被掘木那么一说，有句话差一点就迸出了我的喉咙口：
“所谓的世间，不就是你吗？”
我害怕激怒了掘木，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世间是不会容许那么做的。）
（不是世间，而是你不会容许那么做的吧。）
（如果那么做，世间会让你头破血流的！）
（你不久就会被世间埋葬。）
（不是被世间，而是被你埋葬吧。）
（对自己的可怕、怪异、恶毒、狡诈喝诡谲，你要有点自知之明！）
诸如此类的话语在我胸中你来我往。尽管如此，我却只能用手巾揩拭着汗涔涔的脸庞，笑着嗫嚅道：
“冷汗，冷汗！”
打那时候起，我开始萌发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思想”的念头：所谓的世间，不就是个人吗？
从我萌发了这个念头之后，与以前相比，我多多少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借静子的话来说，我变得有点任性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战战兢兢了。再借掘木的话来说，我变得出奇地吝啬小气了。而借繁子的话，我不大宠着她了。
我变得不苟言笑了，每天一边照看繁子，一边应各家杂志社之约（渐渐地，静子他们以外的出版社也开始向我约稿了，不过，那都是一些比静子她们更低级的所谓三流出版社的约稿）画一些连自己都不知所云的、以自暴自弃为题的连载漫画，诸如《金太郎与小太郎的冒险》，还有明显模仿《悠闲爸爸》而作的《悠闲和尚》，以及《急性子小阿乒》等等。我满心忧郁，慢条斯理地画着（我的运笔速度算是相当迟缓的），以此来挣点酒钱。静子从杂志社回到家里之后，就轮到我外出了。我阴沉着脸走出家门，在高园寺车站附近的滩铺上，或是简易酒馆里，啜饮着廉价而烈性的酒，等待心情变得快活之后，才又回到公寓里，我对着静子说道：
“越看越觉得你长相怪怪的。其实啊，悠闲和尚的造型就是你睡觉时的模样中得到灵感的呐。”
“你睡觉时的模样，也显得很苍老哟。就像是个四十岁的男人。”
“还不是都怪你。我都被你吸干了。俗话说‘河里的水流，人的身体’，有什么闷闷不乐想不开的呢？”
“别瞎嚷嚷了，早点休息吧。要不，你先吃点饭吧。”她是那么平心静气的，根本不理睬我那一套。
“如果是酒的话，我倒很想喝一点……河里的水流和人的身体，人的水流和……不，是河里的水流和流水的身体……”
我一边哼哼唧唧的，一边让静子给我脱下衣服。然后我就把额头埋在静子的胸脯里睡了过去。这便是我的日常生活。
第二天也重复着同一件事情
只需遵从与昨天相同的习性
倘若愿意避免狂喜狂乐
大惊大悲就不会降临
躲开前方的挡路巨石
像蟾蜍一般迂回前进
当我读到由上田敏[日本诗人、翻译家]，由夏尔・库洛所作的这首诗时，整个脸庞羞赧得就像火苗在燃烧一样。
蟾蜍。
（这就是我。世间对我已经无所谓容忍与不容忍，埋葬与不埋葬了。我是比狗和猫更劣等的动物。蟾蜍。只会趴在地上悉索蠕动的蟾蜍。）
我的酒量越来越大了。不仅到高园寺车站附近，还到新宿、银座一带去喝酒，甚至有时还在外面过夜。为了避免“遵从与昨天相同的习性”，我要么在酒吧里装出无赖汉的模样，要么接二连三地乱亲女人，总之，我又回复到了情死之前的那种状态，不，甚至成了比那时候更粗野更卑鄙的酒鬼。被钱所困时，我还把静子的衣服拿出去当掉。
自从我来到这个公寓，对着那被大风刮得七零八落的风筝露出苦涩的微笑之后，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当樱花树长出嫩叶的时节，我悄悄偷走了静子和服上的腰带和衬衫，拿到当铺去典当，然后用换来的钱去银座喝酒。我连续在外面过了两夜，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我感到身体不适，不知不觉地又蹑手蹑脚地来到了静子的房门前。只听到里面传来了静子和繁子的谈话声：
“干吗要喝酒？”
“爸爸可不是因为喜欢喝酒才喝的。只因为他人太好了，所以……”
“好人就要喝酒吗？”
“倒也不是那样，不过……”
“爸爸没准会大吃一惊的。”
“没准会讨厌呐。瞧，瞧，又从箱子里跳出来了。”
“就像是急性子的小阿乒一样。”
“说得也是。”
能听到静子那压低了嗓门却发自肺腑的幸福笑声。
我把门打开了一条缝瞅了瞅里面，原来是一只小白兔。只见小白兔在房间里欢蹦乱跳，而静子母女俩正追着它玩。
（真幸福啊，她们俩。可我这个混蛋却夹在她们中间，把她们俩的生活搅得一塌糊涂。节俭的幸福。一对好母女。啊，倘若神灵能够听见一次我这种人的祈求的话，那么，我会祈求神灵赐给我一次幸福，哪怕只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幸福也罢。）
我蹲在那里，真想合掌祈祷。我轻轻地拉上门，又回银座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公寓。
而我却又一次以男妾的形式寄宿于离京桥很近的一家简易酒吧的二楼上了。
世间。我开始隐隐约约明白了世间的真相，它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斗，而且是即时即地的斗争。人需要在那种争斗中当场取胜。人是绝不可能服从他人的。即使是当奴隶，也会以奴隶的方式进行卑屈的反击。所以，人除了当场一决胜负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生存方式。虽然人们提倡大义名分，但努力的目标毕竟是属于个人的。超越了个人之后依旧还是个人。世间的不可思议其实也就是个人的不可思议。所谓的汪洋大盗，实际上并不是世间，而是个人。想到这儿，我多少从对所谓的世间这一汪洋大海的幻影所感到的恐惧中解放了出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漫无止境地劳心费神了。即是说，为了适应眼前的需要，我多少学会了一些厚颜无耻。
离开高园寺的公寓后，我来到了京桥的一家简易酒吧。“我和她分手了。”我只对老板娘说了这一句话，但仅凭这一句话我已经决出了胜负。从那天夜里起，我便毫不客气地住进了那里的二楼。尽管如此，那本该十分可怕的“世间”却并没有施加给我任何伤害，而我自己也没有向“世间”进行任何辩解。只要老板娘不反对，一切的一切便不在话下了。
我既像是店里的顾客，又像是店老板，也像个跑腿的侍从，还像是个亲戚。在旁人眼里，我无疑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但“世间”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而且店里的常客们也“阿叶、阿叶”地叫我，对我充满了善意，还向我劝酒。
慢慢地我对世间不再小心翼翼了。我渐渐觉得，所谓的世间这个地方并非那么可怕了。换言之，迄今为止的那种恐怖感很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就好比担心春风里有成千上万的咳细菌，担心澡堂里隐藏着成千上万导致人双目失明的细菌，担心理发店里潜伏着秃头病的病菌，担心生鱼片和生烤猪肉牛肉里埋伏着涤虫的幼虫啦、肝蛭啦，还有什么虫卵等等，担心赤脚走路时会有小小的玻璃渣扎破脚心，而那玻璃渣竟会进入体内循环，刺破眼珠，使人失明。的确，所谓“成千上万的细菌在那儿蠕动”或许从“科学”的角度看准确无误，但同时我开始懂得：只要我彻底抹煞他们的存在，他们也就成了和我毫无关联，转瞬即逝的“科学的幽灵”。人们常说，如果饭盒里剩下三粒饭，一千万人一天都剩三粒，那就等于白白浪费了好几袋大米；还有如果一千万人一天都节约一张擤鼻涕纸，就会汇聚成多么大的一池纸浆啊。这种“科学的统计”曾经使我多么胆战心惊啊。每当我吃剩一粒米饭时，或是擤一次鼻涕，我就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堆积如山的大米和纸浆。这种错觉死死地攫住我，使我黯然神伤，仿佛自己正犯下重大的罪孽一样。但这恰恰是“科学的谎言”、“统计的谎言”、“数学的谎言”。在黑灯瞎火的厕所粒，人们踩虚脚掉进粪坑里的事，会在多少次中出现一次呢？还有，乘客不小心跌进车站出入口与月台边缘缝隙中的事，又是会在多少人中有一个人发生呢？统计这种可能性是愚蠢可笑的，与此相同，三粒米饭也是不可能被汇集一处的。即使作为乘法除法的应用题，这也是过于原始而低能的题目。尽管它的确有可能发生，但真正在厕所的茅坑上踩虚了脚而受伤的事例却从没有听说过。不过，这样一种假设却被作为“科学的事实”灌输进我的大脑。直到昨天我还完全把它作为现实来接受并担惊受怕。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天真可爱，忍不住想笑。我开始一点一点地了解“世间”的实体了。
尽管如此，人这种东西在我的眼里仍旧十分可怕。在下去见店里的顾客时，我必须得先喝干一杯才行。可我又是多么想看到那些可怕的东西啊，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到店堂里去，就像小孩子总是把自己害怕的小动物紧紧捏在手中一样，我开始在喝醉的时候向店里的客人吹嘘自己拙劣的艺术论。
漫画家。啊，我只是一个没有大悲也没有大喜的无名漫画家。我内心中焦急地期盼着狂烈的巨大快乐，即使再大的悲哀紧随而来，我也在所不惜。可是，眼下我的乐趣却不外乎与客人闲聊神吹，喝客人请我喝的酒。
来到京桥以后，我已过了一年如此无聊的生活。我的漫画也不再仅仅限于儿童杂志，而开始登载在车站上贩卖的粗俗猥亵的杂志上。我以“上司几太”（情死未遂）这个谐谑的笔名，画了一些龌鹾的裸体画，并大都插入了《鲁拜集》[波斯诗人欧玛儿・海亚姆所著四行诗集]中的诗句：
停止做那些徒劳的祈祷，
不要再让泪水白白流掉。
来，干一杯吧，只想着美妙的事情
忘记一切多余的烦恼。
那用不安和恐怖威胁人的家伙
惧怕自己制造的弥天罪恶，
为了防备死者的愤然复仇，
终日算计，不得安卧。
叫喊吧！我的心因醉意而充满欢欣，
今早醒来却只有一片凄清。
真是怪我，相隔一夜，
我的心竟判若两人！
难道正义是人生的指针？
那么，在血迹斑斑的战壕
瞧那暗杀者的刀锋上
又是何种正义在喧嚣？
哪里有真理给我们的指示？
又是何种睿智之光在照耀闪烁？
美丽与恐惧并存于浮世，
软弱的人子负起不堪忍受的重荷。
因为我们被播撒了情欲的种子，
所以总听到善与恶、罪与罚的咒语。
我们只能束手无策彷徨踟躇，
因为神没有赐给我们力量和意志。
你在哪里彳亍徘徊？
你在对什么进行抨击、思索和忏悔？
是并不存在的幻觉，还是空虚的梦乡？
哎，忘了喝酒，那全成了虚假的思量！
请遥望那漫无边际的天空，
我们乃是其中浮现的一小点。
怎能知道这地球是凭什么自转？！
自转，公转，反转，又与我们有何相干？！
到处都有至高无上的力量，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
无不具有相同的人性。
难道只有我一个是异端之族？
人们都读了《圣经》，
要不就是缺乏常识和智慧。
竟然忌讳肉体之乐，还禁止喝酒，
好啊，穆斯塔法，我最讨厌那种虚伪！
（摘自掘井梁步译《鲁拜集》）
那时，有一个处女劝我戒酒。她说道：
“那可不行啊，你每天一吃午饭就开始喝得醉醺醺的。”
她就是酒吧对面那家香烟铺子里的小女孩，年纪有十七八岁，名字叫良子。白白的肤色，长着一颗虎牙。每当我去买香烟时，她都会笑着给我忠告。
“为什么不行呢？有什么不好呢？有多少酒就喝多少酒。’人之子呀，用酒来消除憎恨吧！’这是古代波斯一个诗人说的，哎呀，不用说这么复杂。他还说’给我这悲哀疲惫的心灵带来希望的，正是那让我微醉的玉杯’呐。这你懂吗？”
“不懂。”
“你这小家伙，让我来亲你一下吧。”
“亲就亲呗。”
她毫不胆怯地翘起了下嘴唇。
“混蛋，居然没有一点贞操观念。”
但良子的表情里分明却飘漾着一种没有被任何人玷污过的处女的气息。
在开年后的一个严寒的夜晚，我喝得醉醺醺地出去买香烟。不料掉进了香烟铺前面那个下水道的出口里，我连声叫着：“良子，救救我救救我。”良子把我使劲拽了上来，还帮我治疗右手上的伤口。这时她一笑也不笑，恳切地说道：
“你喝得太多了。”
我对死倒是满不在乎，但若是受伤出血以致于身体残废，那我是死活不干的。就在良子给我护理手上的伤口时，我寻思我是不是真的该适当地戒酒了。
“我戒酒。从明天起一滴也不沾。”
“真的？！”
“我一定戒。如果我戒了，良子肯嫁给我吗？”
关于她嫁给我的事，其实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已。
“当然咯。”
所谓“当然咯”，是“当然肯咯”的省略语。当时正流行各种各样的省略语，比如时男（时髦男子）呀，时女（时髦女子）等等。
“那好哇。我们就拉拉勾一言为定吧。我一定戒酒。”
可第二天我从吃午饭时又开始喝酒了。
傍晚时分，我踉踉跄跄地走到外面，站在良子的店铺前面，高喊道:
“良子，对不起，我又喝了。”
“哎呀，真讨厌，故意装出一副醉了的样子。”
我被她的话惊了一跳，仿佛酒也醒了许多。
“不，是真的。我真喝了呐。我可不是故意装出醉了的样子。”
“别作弄我，你真坏。”
她一点也不怀疑我。
“不是一眼就明白了吗？我今天从中午起又喝酒了。原谅我吧。”
“你可真会演戏呐。”
“不是演戏，你这个傻瓜。让我亲亲你吧。”
“亲呀！”
“不，我可没有资格呀。娶你做媳妇的事也只有死心了。瞧我的脸，该是通红吧。我喝了酒呐。”
“那是因为夕阳照着脸上的缘故。你想耍弄我可不行。昨天不是说定了吗？你不可能去喝酒的。因为我们拉了勾的。你说你喝了酒，肯定是在撒谎，撒谎，撒谎！”
良子坐在昏暗的店铺里微笑着。她那白皙的脸庞，啊，还有她那不知污秽为何物的“童贞”，是多么宝贵的东西。迄今为止，我还没和比我年轻的处女一起睡过觉。和她结婚吧，即使再大的悲哀因此而降临吾身，我也在所不惜。我要体验那近于狂暴的巨大欢乐，哪怕一生中仅有一次也行。尽管我曾经认为，童贞的美丽不过是愚蠢的诗人所抱有的天真而悲伤的幻觉罢了，可我现在发现，它确实真真切切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结婚吧，等到春天到来，我和她一起骑着自行车去看绿叶掩映的瀑布吧！我当即下了决心，也就是抱着所谓的“一决胜负”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决定：偷摘这朵美丽的鲜花。
不久我们便结婚了。由此而获得的快乐并不一定很大，但其后降临的悲哀却可以形容为凄烈之至，难以想象。对于我来说，“世间”的确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可怕地方，也绝不是可以依靠“一决胜负”便可以轻易解决一切的场所。
二
掘木与我。
相互轻蔑却又彼此来往，并一起自我作践——倘若这就是世上所谓“朋友”的真面目，那我和掘木的关系无疑正好属于“朋友”的范畴。
仰仗着京桥那家酒吧老板娘的狭义之心（尽管所谓女人的狭义之心乃是语言的一种奇妙用法，但据我的经验来看，至少在都市的男女中，女人比男人更具有可以称之为狭义之心的东西。男人大都心虚胆怯，只知道装点门面，其实吝啬无比），我得以和那香烟铺子的良子同居在一起了。我们在筑地[东京的一个地名]靠近隅田川的一栋木结构的两层公寓处租借了楼下一个房间住了下来。我把酒也戒掉了，开始拼命地从事那日渐成为我固定职业的漫画创作。晚饭后我们俩一起去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或是双双折进咖啡馆喝点什么，或是买下一个花钵，不，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最大的乐趣乃是和由衷信赖自己的这个小新娘子呆在一起，倾听她说出的每一句话，观赏她做出的每一个动作。我甚至觉得自己正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人了，用不着再悲惨地死去。就在我心中慢慢酝酿着这种天真的想法时，掘木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哟，色魔！哎呀，从你的表情看来，像是多少变得通晓事理了。今天我是从高圆寺那个女士那儿派来的使者呐。”他开口说道，又突然降低了嗓门，朝正在厨房里砌茶的良子那边翘起下巴，问我：“不要紧吧？”
“没什么，说什么都无所谓。”我平静地回答道。
事实上，良子真是算得上信赖的天才。我和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之间的关系自不用说，就连我告诉她自己在镰仓发生的那件事时，她对我和常子之间的事也毫不怀疑。这倒不是因为我自己善于撒谎，有时候我甚至采取的是一种再明白不过的说法，可良子也只当是笑话来听。
“你还是那么自命不凡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她让我转告你，偶尔也去高圆寺那边玩玩吧。”
就在我刚要忘却之际，一只怪鸟扑打着翅膀飞了过来，用嘴啄破了我记忆的伤口。于是，转眼之间，过去那些耻辱与罪恶的记忆又在脑海里复苏了，使我感到一种禁不住要高声呐喊的恐怖，再也不能平心而坐了。
“去喝一杯吧。”我说道。
“好的。”掘木回答道。
我和掘木。我们俩在外表上是那么相似，甚至被误认为是一模一样的人。当然这也仅仅局限于四处游荡着喝那种廉价酒的时候。总之，两个人一碰面，就顷刻变成了外表相同、毛色相同的两条狗，一起在下着雪的小巷里来回窜动。
打那天以后，我们又开始重温过去的交情，还结伴去了京桥那家酒吧。最后，两条醉成烂泥的狗还造访了高圆寺静子的公寓，在那里过夜留宿。
那是一个无法遗忘的闷热的夏夜。黄昏时分，掘木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浴衣来到了我在筑地的公寓。他说他今天有急用当掉了夏天的衣服，但倘若被他的老母知道了，事情就会变得很糟糕，所以想马上用钱赎回来，让我借点钱给他。不巧我手头也没有钱，所以就按照惯例，让良子拿她的衣服去当铺换点现钱回来。可借给掘木后还剩了点钱，于是让良子去买了烧酒。隅田川上不时吹来夹杂着泥土味的凉风，我们来到屋顶上摆了一桌不干不净的纳凉晚宴。
这时，我们开始了喜剧名词和悲剧名词的字谜游戏。这是我发明的一种游戏。所有的名词都有阴性名词、阳性名词、中性名词之分，同样，也应该有喜剧名词与悲剧名词之分。比如说，轮船和火车就属于悲剧名词，而市营电车和公共汽车就属于喜剧名词。如果不懂得如此划分的缘由，是无权奢谈什么艺术的。作为一个剧作家，哪怕是喜剧中只夹杂了一个悲剧名词，也会因此而丧失资格。当然，悲剧场合亦然。
“准备好了没有？香烟是什么名词？”我问道。
“悲剧（悲剧名词的略称）”掘木立即回答道。
“药品呢？”
“药粉还是药丸？”
“针剂。”
“悲剧。”
“是吗？可还有荷尔蒙针剂呐。”
“不，绝对是悲剧。你说，注射用的针首先不就是一个出色的悲剧吗？”
“好吧，先算我输给你了吧。不过你说，药品和医生不都意外地属于喜剧吗？那么，死亡呢？”
“喜剧。牧师与和尚也一样。”
“棒极了！那么，生存就该是悲剧了吧。”
“不，生存也是喜剧。”
“这样一来，不是什么都变成了喜剧了吗？我再问你一个，漫画家呢？不能再说是喜剧了吧？”
“悲剧，悲剧，一个极大的悲剧名词呐。”
一旦变成了这样一种粗俗的谐谑，的确是有些无聊了，但我们却自命不凡地把这种游戏看作世界上所有沙龙都不曾有过的巧妙的东西。
当时我还发明了另一种与此类似的游戏。那就是反义词的字谜游戏。比如，黑色的反义（反义词的略称）是白色，白色的反义却是红色，而红色的反义是黑色。
“花的反义词呢？”我问道。
掘木撇着嘴巴，想了想说道：
“哎，有一个餐馆的名字叫‘花月’，这样说来，就该是月亮吧。”
“不，那可不能成其为反义词呐，毋宁说是同义词。星星和紫罗兰，不就是同义词吗？那绝对不是反义词。”
“我明白了。那就是蜜蜂。”
“蜜蜂？！”
“莫非牡丹与蚂蚁相配？”
“什么呀，那是画题呐。你可别想蒙混过关。”
“我明白了。花儿是与云朵相对吧。”
“对，对，花与风呐。是风。花的反义词是风。”
“这可太蹩脚了。那不是浪花节[一种三弦伴奏的民间说唱歌曲，类似中国的评弹]中的句子吗？你这下可真是泄漏了老底儿呐。”
“要不，就是琵琶。”
“这就更不对了。关于花的反义词嘛，应该是举出这个世界上最不像花的东西才对。”
“所以……等一等，什么呀，莫非是女人？”
“顺便问一句，女人的同义词是什么？”
“是内脏呗。”
“你真是个对诗一窍不通的人。那么，内脏的反义词呢？”
“是牛奶。”
“这倒是有点精彩。按照这个样子再来一个。耻辱的反义词是什么？”
“是无耻。是流行漫画家上司几太。”
“那掘木正雄呢？”
说到这里，我们俩却再也笑不起来了。一种阴郁的气氛笼罩住了我们，就仿佛喝醉了烧酒之后所特有的那种玻璃碎片扎着脑袋似的感觉。
“你别出言不逊！我还没有像你那样蒙受过当罪犯的耻辱呐。”
这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在掘木心中，并没有把我当作真正的人来看待，而只是把我视为一个自杀未遂的、不知廉耻的愚蠢怪物，即所谓“活着的僵尸”。他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在最大限度上利用我罢了。一想到我和他的交情仅止于此，我不禁耿耿于怀。但转念一想，掘木那样对待我也是在所难免的。打一开始我就像是一个没有做人资格的小男孩一样。遭到掘木的蔑视也是理所当然的。
“罪。罪的反义词是什么呢？这可是一道难题哟。”我装着若无其事的表情说道。
“法律。”掘木平静地回答道。
我不由得再一次审视着掘木的面孔。附近那栋大楼上的霓虹灯闪烁着照耀在掘木身上，使他的脸看起来就像是魔鬼刑警一般威风凛凛。我煞是惊讶地说道：
“你说什么呀？罪的反义词不会是那种东西吧。”
他竟然说罪的反义词是法律！或许世人都是抱着那样一种简单的想法而装模作样地生活着。以为罪恶只是在没有警察的地方蠢蠢欲动。
“那么，你说是什么呢？是神吧？因为在你身上有一种恍若僧侣的东西，真让人讨厌。”
“别那么轻易下结论，让我们俩再想想看吧。不过，这不是一个有趣的题目吗？我觉得，单凭对这个题目的回答，就可以知晓那个人的全部秘密。”
“未必吧。……罪的反义词是善。善良的市民，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
“别再开这种玩笑了。不过，善是恶的反义词，而不是罪的反义词呐。”
“恶与罪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我想是不同的。善恶的概念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是人随随便便创造出来的道德词语。”
“真讨厌呐。那么，还是神吧。神，神。把什么都归结为神，总不会有错吧。哎呀，我的肚子都饿了呐。”
“良子现在正在楼下煮蚕豆呐。”
“那太棒了。那可是好东西呀。”
他把两只手交叉着枕在脑袋后面，仰面躺在了地上。
“你好像对罪一点兴趣也没有。”
“说来也是，因为我不像你那样是个罪人呀。即使我玩女人，也决不会让女人去死，我也没有卷走女人的钱财。”
并不是我让女人去死的，我也没有卷走女人的钱财。只听见我的内心深处某个角落里回荡着这低沉的、但却竭尽全力的抗议之声。随即我又转念想到，那一切都是自己的不是。而这正是我奇特的特性。
我怎么也无法与人当面抗辩。我拼命克制着，不让自己的心情因烧酒阴郁的醉意而变得更加阴森可怕。我几乎是在自言自语的嗫嚅着：
“不过，唯有被关进监狱这一点，不算是我的罪。我觉得，只要弄清了罪的反义词，那么也就把握住了罪的实体。神……拯救……爱……光明……但是，神本身有撒旦这个反义词，而拯救的反义词却是苦恼，爱的反义词则是恨，光明的反义词则是黑暗，善的反义词则是恶。罪与祈祷，罪与忏悔，罪与告白，罪与……呜呼，全是同义词。罪的反义词究竟是什么呢？”
“罪的反义词是蜜，如蜂蜜般甘甜。哎呀，我肚子都恶了，快去拿点吃的东西来吧。“
“你自己去拿来不就得了吗？”
我用平生从未有过的愤怒的声音说道。
“好吧，那我就到楼下去，和良子一起犯罪后再上来吧。与其空谈大论，还不如实地考察呐。罪的反义词是蜜兜，不，是蚕豆吗？”
他已经酩酊大醉，语无伦次了。
“随你的便，随你滚到哪儿去都行！”
“罪与饥饿，饥饿与蚕豆，不对，这是同义词吧？”
他一边信口雌黄，一边站了起来。
罪与罚。陀斯妥耶夫斯基。这念头倏然间掠过了我大脑的某个角落，使我大吃一惊。倘若那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把罪与罚作为同义词，而是作为反义词并列在一切的话，那么……罪与罚，绝无相通之处的两样东西，水火不相容的两样东西。把罪与罚作为反义词的陀氏，他笔下的绿藻，腐烂的水池、一团乱麻的内心世界……我开始明白了，不，还没有……这一个个念头如走马灯一般闪过我的脑海。这时，忽然传来了掘木的叫声：
“喂，他妈的什么蚕豆呀！快来看！”
他的声音和脸色都恍然变了个人。他是刚刚才蹒跚着起身下楼去的，没想到马上就折了回来。
“什么事？！”
周围的气氛蓦然变得紧张起来。我和他从楼顶上下到二楼，又从二楼往下走。在中途的楼梯上掘木停下了脚步，用手指着说道：
“瞧！”
我自己那间屋子上方的小窗户正敞开着，从那儿可以看到房间的里面。只见房间里亮着电灯，有两只“动物”正在干着什么。
我感到头晕目眩，呼吸急促。“这也不失为人间景象之一。这也是人类的面目之一。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我在心里嘀咕着，以致于忘记了该去救出良子，而只是久久地呆立在楼梯上。
掘木大声地咳嗽。我就像是一个人逃命似的又跑回到了屋顶上，躺在地上仰望着夏夜布满水汽的天空，此时，席卷我心灵的情感不是愤怒，也不是厌恶，更不是悲哀，而是剧烈的恐惧。它并非那种对墓地幽灵的恐惧，而是在神社的杉树林中撞上身着白衣的神体时所感到的那种不容分说的来自远古的极端的恐惧。从那天夜里起，我的头发开始出现少年白，对所有的一切越来越丧失了信心，对他人越来越感到怀疑，从此永久地远离了对人世生活所抱有的全部期待、喜悦与共鸣等等。事实上，这在我的整个生涯中也是一件决定性的事件，仿佛有人迎面砍伤了我前额的中央，使我无论与谁接近，都会感到那道伤口在隐隐作痛。
“尽管我很同情你、但你也该多少识点相吧。我再也不到这儿来了。这儿完全是一座地狱。……不过，关于良子嘛，你可得原谅她哟。因为你自己也不是一条好汉呐。我这就告辞了。”
掘木绝不是那种傻瓜蛋，会甘愿驻留在一个令人尴尬的地方。
我站起身来，兀自一个人喝着烧酒，然后便“哇”地一声放声痛哭起来。哭啊，哭啊，我就那么一直痛哭着。
不知不觉间，良子已怔怔地站在我身后，手里端着盛满蚕豆的盘子。
“要是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干……”
“好啦，好啦什么都别说了。你是一个不知道怀疑别人的人。坐下一起吃蚕豆吧。”
我们并排坐下吃着蚕豆。呜呼，难道信赖别人也算是罪过？！对方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个子男人，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商人。他常常请我给他画一点漫画，然后煞有介事地留下很多报酬扬长而去。
打那以后，那个商人就再也没来过。不知为什么，比起那个商人，我倒是更恨掘木。是他第一个目睹了那幅场景，可他却什么都没有做——比如故意干咳一声等等——就直接折回到屋顶上诡秘地通知了我。对掘木的憎恶和愤怒会在不眠之夜油然而生，使我叹息呻吟。
不存在什么原谅与不原谅的问题。良子是一个信赖的天才。她不知道怀疑他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愈加悲惨。
我不禁问神灵：难道信赖他人也算是罪过吗？
在我看来，比起良子的身体遭到玷污，倒是良子对他人的信赖遭到玷污这件事，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埋下了我无法生活下去的苦恼的种子。我是一个畏畏缩缩、光看别人脸色行事、对他人的信赖之心已经裂纹丛生的人。对于这样的我来说，良子那种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就恰如绿叶掩映的瀑布一般赏心悦目。谁知它却在一夜之间蜕变为发黄的污水。这不，从那夜起，良子甚至对我的一颦一笑都开始大加注意了。
“喂，”我的一声叫喊便会让她胆战心惊。她似乎不知道该把视线投向哪里。无论我多么想逗她发笑而大肆进行滑稽表演，她都一直战战兢兢、畏首畏尾的，甚至在和我说话时滥用敬语。
难道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真的是罪恶之源吗？
我四处搜罗那些描写妻子被人奸污的故事书来看，但我认为，没有一个女人遭到良子那样悲惨的奸污。她的遭遇是不能成其为故事的。在那个小个子商人与良子之间，倘若存在着哪怕是一丁点儿近似于恋爱的情感，那么，或许我的心境反而会获得拯救。然而，就是在夏天的那个夜晚，良子相信了那个家伙。事情不过如此而已，却害得我被人迎面砍伤了额头，声音变得嘎哑，头发出现少年白，而良子也不得不一辈子提心吊胆了。大部分故事都把重点放在丈夫是否原谅妻子那种“行为”之上，但这一点对我来说，却并不是那么令人苦恼的重大问题。原谅与不原谅，拥有这种权利的丈夫无疑是幸运的，倘若认为自己无法原谅妻子，那么也毋用大声喧哗，只要立即与她分道扬镳，然后再娶一个新娘子不就一了百了了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好“原谅”对方，自我忍耐罢了。不管怎么说，单凭丈夫自己的心情就能够平息八方事态的吧。总之，在我看来，即使是那种事件是对丈夫的一个巨大打击，但也仅限于“打击”而已。与那种永不休止地冲击海岸的波涛不同，它是一种可以借助拥有权利的丈夫的愤怒来加以处置和化解的纠葛。而我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作为丈夫不具备任何权利，不用说发怒，甚至连一句怨言也不能吐露。而妻子恰恰是被她自己的那种罕见的美好品质残酷地奸污了。并且，那种美好的品质正好是丈夫久已向往的、被称之为“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的这样一种可怜之物。
难道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也算是罪过吗？
我甚至对这种唯一值得依傍的美好品质也产生了疑惑，一切的一切都变得越发不可理喻，以致于我的前方只剩下了酒精。我脸上的表情变得极度的卑微，一大早就喝开了烧酒，而牙齿也落得残缺不全了，手头的漫画也只是一些近似于淫画的东西了。不，还是让我坦白地说吧。那时候我开始复制春画进行秘密贩卖，因为我急需喝酒的钱。每当我看到良子把视线从我身上挪开，一副惴惴不安的模样时，我甚至会胡思乱想到：她是一个完全不知道防备别人的女人，没准和那个商人之间并非只有一次吧？——疑心生疑心，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可我却没有勇气去加以证实，以致于被那惯有的不安和恐惧纠缠着，只能在喝得醉醺醺之后，才敢小心翼翼地试着进行卑屈的诱导性审讯。尽管内心深处是忽而高兴忽而沮丧，可表面上我却拼命地进行滑稽表演，在对良子施加地狱般可憎的爱抚之后，如同一滩烂泥似的酣然大睡。
那一年的年末，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我才酩酊大醉地回到家里。当时我很想喝一杯白糖开水，可良子像是已经睡着了，所以我只好自个儿去厨房找出白糖罐。打开盖子一看，里面却没有白糖，只有一个细长的黑色纸盒。我漫不经心地拿在手里一看，只见盒子上贴着一张标签，使我目瞪口呆。尽管那标签被人用指甲抠去了一大半，但标有洋文的部分却留了下来，上面一目了然地写着：DIAL。
巴比妥酸。那时我全是喝烧酒，并没有服用安眠药。不过，不眠症似乎成了我的宿疴，所以对大部分安眠药都相当了解。单凭这一盒巴比妥酸就足以致人于死地。盒子尚未开封，想必她曾经涌起过轻生的念头，才会撕掉上面的标签把药盒子隐藏在这种地方吧。也真够可怜的，这孩子因为读不懂标签上的洋文，所以只用指甲抠掉其中的一半，以为这样一来就无人知晓了。（你是无辜的。）
我没有发出声响，只是悄悄地倒满一杯水，然后慢慢地给盒子开了封，一口气把药全部塞进了嘴巴里，冷静地喝干杯中的水，随即关掉电灯就那么躺下睡了。
据说整整三个昼夜，我就像死掉了一般。医生认为是过失所致，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报警。据说我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回家”。所谓的“家”，究竟指的哪儿，就连我自己也不得而知。总之，听说我是那么说了，并且号啕大哭了一场。
渐渐地眼前的雾散开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比目鱼”一副老大不高兴的样子坐在我的枕边。
“上一次也是发生在年末的时候。这种时候谁不是忙得个团团转呐。可他偏偏爱挑准年末来干这种事，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在一旁听比目鱼发牢骚的，是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
“夫人。”我叫道。
“嗯，有什么事？你醒过来了？”
老板娘一边说着，一边把她的那张笑脸贴在了我的脸上。
我不由得泪如泉涌。
“就让我和良子分手吧。”
脱口而出的竟是这样一句连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话。
老板娘欠起身，流露出轻微的叹息。
接下来我又失言了，而且这一次的失言是那么唐突，简直无法断言到底是滑稽还是愚蠢。
“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
“哈——哈——哈—”首先是“比目鱼”大声地笑了，然后老板娘也哧哧地笑出了声。最后连我自己也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红着脸苦笑了起来。
“唔，那样倒是好呀。”“比目鱼”一直在粗俗地笑着，他说道，“最好是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要是有女人的话，怎么着都不行，去没有女人的地方，这倒是个好主意呐。”
没有女人的地方。但我这近于痴人说梦般的胡言乱语，不久居然悲惨地化作了现实。
良子似乎一直认为，我是作为她的替代而吞下毒品的，因此在我面前比过去更加胆战心惊了。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苟言笑，所以，呆在公寓的房间里我会感到胸闷气短，忍不住又跑到外面酗酒去了。但自从巴比妥酸事件以后，我的身体明显消瘦了，手脚也变得软弱兀立，画漫画稿时也常常偷懒怠工。那时，作为探望费，“比目鱼”留给我一笔钱（“比目鱼”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随即递给我那笔钱，就好像是从他自己的荷包里掏出来的一样。可事实上这也是老家的哥哥们寄来的钱。这时，我已经不同于当初逃离“比目鱼”家时的我了，能够隐隐约约地看穿“比目鱼”那种装腔作势的把戏了，所以我也就能狡猾地装出不知内情的样子，向“比目鱼”道了谢。但是，“比目鱼”等人干吗要弃简从繁，不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呢？其中的缘由我似懂非懂，觉得十分蹊跷）。我打定主意用那笔钱独自到南伊豆温泉去看看。不过，我不属于那种能够长时间地绕着温泉悠闲旅行的人，一想到良子，我就感到无限的悲凉。而我自己与那种透过旅馆房间的窗户眺望山峦的平和心境更是相距甚远，在那里我既没有换穿棉和服，也没有泡温泉澡，只是跑进外面一家并不干净的茶馆似的地方，拼命地喝酒，把身体糟蹋得更加羸弱之后才回到了东京。
那是在一场大雪降临于东京的某个夜晚。我醉醺醺地沿着银座的背街漫步走着，一边小声地反复哼唱着“这儿离故乡有几百里，这儿离故乡有几百里”。我一边唱一边用鞋尖踹开街头的积雪，突然间我呕吐了，这是我第一次吐血。只见雪地上出现了一面硕大的太阳旗。好一阵子我都蹲在原地，然后用双手捧起那些没有弄脏的白雪，一面洗脸一面哭了起来。
这儿是何方的小道？
这儿是何方的小道？
一个女孩哀婉的歌声恍若幻听一般隐隐约约地从远处传了过来。不幸。在这个世上不乏不幸之人，不，尽是些不幸之人。即使这么说也绝非过激之辞。但是，他们的不幸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向世间发出抗议，并且，“世间”也很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们的抗议。可是，我的不幸却全部缘于自己的罪恶，所以不可能向任何人进行抗议。假如我斗胆结巴着说出某一句近于抗议的话，不仅是“比目鱼”，甚至世间的所有人都无疑会因我口出狂言而惊讶无比的。到底我是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刚愎自用”呢？还是与此相反，显得过分怯懦萎缩呢？这一点连我自己都弄不明白。总之，我是罪孽的凝固体，所以，我只能变得越来越不幸，而这是无法阻止和防范的。
我站起身来，琢磨着：应该先吃点什么对症的药。于是，我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药店。就在我与店老板双目交汇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她就像是被闪光灯照花了眼睛一样，抬起头瞪大了双眼，呆呆地伫立着。但那瞪大的眼睛里既没有惊愕的神色，也没有厌恶的感觉，而是流露出一副像是在求救、又像是充满了渴慕般的表情。啊，她也肯定是一个不幸的人，因为不幸的人总是对别人的不幸敏感万分。正当我如此思忖着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女人是柱着拐杖、颤巍巍地站立着的。我遏制住了朝她飞奔过去的念头，在她和我面面相觑之时，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于是，从她那双睁大的眼睛里也流出了泪水。
仅此而已。我一言不发地走出了那家药店，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公寓，让良子化了杯盐水给我喝。然后默默地睡下了。第二天我慌称是感冒，昏睡了一整天。晚上，我对自己的吐血（尽管谁也不知道）感到很是不安，于是起身去了那家药店。这一次我是笑着向老板娘坦诉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向她咨询治疗方法。
“你必须得戒酒。”
我们就像是亲生骨肉一般。
“或许是酒精中毒吧。我现在都还想喝酒呐。”
“那可不行。我的丈夫得了肺结核，却偏说酒可以杀菌，整天都泡在酒里，结果是自己缩短了自己的寿命。”
“我真是担心得很。我好害怕，我已经不行了。”
“我这就给你药。可唯独酒这一样，你必须得戒掉哟。”
老板娘（她是个寡妇，膝下有一个男孩，考上了千叶或是什么地方的医科大学，但不久就患上了与父亲相同的病，现在正休学住院。家里还躺着一个中风的公公，而她自己在五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有一只脚已经彻底不行了）柱着松树的拐杖，翻箱倒柜地找出各种药品来了。
这是造血剂。
这是维生素注射液，而这是注射器。
这是钙片。这是淀粉酶，可以治疗肠胃不好。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她满怀爱心地给我介绍了五六种药品。但这个不幸的夫人的爱情，对我来说是过于深厚了。最后她说道“这是你实在忍不住想喝酒时用的药”，说罢迅速地将那种药品包在了一个纸盒子里。
原来这是吗啡的注射液。
夫人说“这药至少比酒的危害要小”，我也就听信了她的话，再则那正好是在我自己也认为酗酒颇为丢人现眼的当口，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能够摆脱酒精这个恶魔的纠缠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吗啡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不安、焦躁、腼腆等等，一下子全都被扫荡一空了，我甚至变成了一个神清气爽的雄辩家。而且每当注射了吗啡以后，我就会忘记自己身体的虚弱，而拼命地工作，一边创作漫画，一边在脑子里构思出令人捧腹大笑的绝妙方案。
本打算一天注射一针的，没想到一天增加到了两针，最后增加到一天四针的时候，一旦缺少了那玩意儿，我就简直无法工作了。
“那可不行哟。一旦中了毒，那就要命了。”
经药店的夫人一提醒，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中毒者（我这个人天性脆弱，动不动就听信别人的暗示。比如有人说，尽管这笔钱是用不得的，可既然是你嘛，那就……一听这话，我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错觉：仿佛不用掉那笔钱，反倒会辜负对方的期待似的，于是马上把它花掉了）。出于对中毒的担心，我反倒开始大肆需求那种药品了。
“拜托，再给我一盒。月底我一定会付钱的。”
“钱嘛，什么时候付都没关系，只是警察管起来就很讨厌了。”
啊，我的周围总是笼罩着某种浑浊而灰暗的、见不得人的可疑气氛。
“请你无论如何得搪塞过去，求求你了，夫人。让我吻你一下吧。”
夫人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我趁势央求道：
“如果没有药的话，工作就一点也进展不了。对于我来说，那就像是强精剂一样。”
“那样的话，还不如注射荷尔蒙吧。”
“你开什么玩笑呀。要么是借助酒，要么是用那种药，否则我是没法工作的。”
“酒可不行。”
“对吧？自从我用那种药以后，就一直滴酒未沾呐。多亏了这样，我的身体状况可谓好得很哩。我也不认为自己会永远画蹩脚的漫画，从今以后，我要把酒戒掉，调节好身体、努力地学习，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给你们瞧瞧。眼下正处于节骨眼上，所以我求求你啦，让我吻你吧。”
夫人噗哧笑了起来：
“这可为难啊，自个儿中毒了还不知道呐。”
她“嗑吱嗑吱”地柱着拐杖，从药品架上取下那种药，说道：
“不能给你一整盒，你马上就会用完的。给你一半吧。”
“真小气，哎，没办法呀。”
回到家以后，我立即注射了一针。
“不疼吗？”良子战战兢兢地问我。
“那当然疼啦。不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即使不愿意也得这样啊。这阵子我很精神吧？好，我这就开始工作。工作，工作。”我兴奋地嚷嚷着。
我甚至还在夜深人静之时扣打过药店的店门。夫人身上裹着睡衣，“嗑吱嗑吱”地柱着拐杖走了出来。我扑上去抱住她，一边吻她，一边做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
夫人只是一声不吭地递给我一盒药品。
药品与烧酒一样，不，甚至是更讨厌更龌龊的东西——当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中毒者。那真可谓无耻至极。为了得到药品，我又开始了复制春画，并且与那家药店的残废女老板建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丑恶关系。
我想死。索性死掉算了。事态已经不可挽回。无论干什么，都是徒劳一场，都只会丢人现眼，雪上加霜。骑自行车去观赏绿叶掩映的瀑布，这只是我难以企及的奢望罢了。只会在污秽的罪恶上增添可耻的罪恶，让烦恼变得更多更强烈。我想死，我必须得死。活着便是罪恶的种子。尽管我如此这般地左思右想着，却依旧不改那种半疯狂的模样，只是往返穿梭于公寓与药店之间。
无论我多么拼命地工作，由于药品的用量随之递增，所以，欠下的药费也达到了令人恐惧的额度。夫人一看到我的脸，就会泪流满面，而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地狱。
倘若为了逃出地狱的最后手段也归于失败了的话，那么，往后便只有勒颈自尽了。我决定不惜把神的存在与否作为赌注，斗胆给老家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坦白地告诉他关于我自己的一切实情（有关女人的事儿，最终还是没能写上）。
没想到结果更加糟糕。无论我怎么等待，都一直杳无音讯。等待的焦灼与不安反而使我加大了药量。
今夜，索性一口气注射十针，然后跳进大海里一死方休——就在我如此暗下决心的那天下午，“比目鱼“就像是用恶魔的直觉嗅到了什么似的，带着掘木出现在我面前。
“听说你咳血了。”
掘木说着，在我面前盘腿坐下。他脸上的微笑荡漾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那温柔的微笑使我感激涕零，兴奋不已，以致于我不由得背过身子潸然泪下。仅仅因为他那温柔的微笑，我便被彻底打碎了，被一下子埋葬了。
他们把我强行送上汽车。无论如何我必须得住院治疗，而且其他的事情全部由他们解决，“比目鱼”就这样用平静的语气规劝着我（那是一种平静得甚至可以形容为大慈大悲的语调）。我就俨然是一个没有意志、没有判断力的人一般，只是抽抽嗒嗒地哭着，唯唯诺诺地服从他们俩的指示。加上良子，我们一共是四个人在汽车上颠簸了许久，直到周围变得有些昏暗的时候，才抵达了森林中一所大医院的门口。
我以为这是一所结核病疗养院。
我接受了一个年轻医生温柔而周到的检查，然后他有些腼腆地笑着说道：
“那就在这里静养一阵子吧。”
“比目鱼”、掘木和良子撂下我一个人回去了。临走时良子递给我一个装有换洗衣服的包袱，接着一声不响地从腰带中间取出注射器和没有用完的药品给我。她还蒙在鼓里，以为那是强精剂。
“不，我不要那个。”
这可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在别人劝我的情况下，敢于加以拒绝，这是我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我的不幸乃是一个缺乏拒绝能力的人的不幸。我时常陷入一种恐惧之中，以为如果别人劝我干什么而自己加以拒绝的话，就会在对方的心灵和自己的心灵中剜开一道永远无法修复的裂痕。可是，在良子递给我药品时，我却自然而然地拒绝了自己几近疯狂地四处寻求的吗啡。或许是我被良子那种“神灵一般的无知”所打动了吧。在那一瞬间，难道我不是并没有中毒吗？
我被那个有些腼腆地微笑着的年轻医生带着，进入了某一栋病房。大门上“喀嚓”一声挂上了大锁。原来这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去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我在服用巴比妥酸时的胡言乱语竟然奇妙地化作了现实。在这栋病房里，全部是发疯的男人。甚至连护士也是男的，没有一个女人。
如今我已不再是罪人，而是狂人。不，我绝对没有发狂。哪怕是一瞬间，我不曾疯狂过。但是，被关进这所医院的人全是狂人，而逍遥在外的全都是正常人。
我问神灵：难道不反抗也是一种罪过吗？
面对掘木那不可思议的美丽微笑，我曾经感激涕零，甚至忘记了判断和反抗便坐上了汽车，被他们带进这儿，变成了一个狂人。即使再从这里出去，我的额头上也会被打上“狂人”，不，是“废人”的烙印。
我已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我已彻底变得不是一个人了。
来到这儿时，还是在初夏时节。从镶有铁格子的窗户向外望去，能看见庭院内的小小池塘里盛开的红色睡莲花，又是三个月过去了，庭院里开始绽放出波斯菊花了。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老家的大哥带着“比目鱼”前来接我出院了。大哥用他惯有的那种一本正经而又不失紧张的语气说道：“父亲在上个月的月末因患胃溃疡去世了。我们对你既往不咎，也不想让你为生活操心费神，你什么都不用做。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尽管你肯定是依依不舍的，但必须离开东京，回老家去过一种疗养生活。你在东京所闯下的祸，涩田先生已大体帮你了结了，你不必记挂在心。”
蓦然间故乡的山水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废人。
得知父亲病故后，我越发变得委靡颓废了。父亲已经去了。父亲作为片刻也不曾离开我心际的、一种可亲又可怕的存在，已经消失而去了，我觉得自己那收容苦恼的器皿也陡然变得空空荡荡的。我甚至觉得，自己那苦恼的器皿之所以曾经那么沉重，也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于是我顷刻之间变成了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甚至丧失了苦恼的能力。
大哥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对我的诺言。在从我生长的城镇坐火车南下四五个小时的地方，有一处东北地区少有的温暖的海滨温泉。村边有五栋破旧的茅屋，里面的墙壁已经剥落，柱子也被虫蛀了，几乎无法修缮。但大哥却为我买下了那些房子，并为我雇了一个年近六十、长着一头红发的丑陋女佣。
那以后又过去了三年的光阴。其间我多次奇妙地遭到那个名叫阿铁的老女佣的强暴。有时我和她甚至还像一对夫妻似的吵架顶嘴。我肺上的毛病时好时坏，忽而胖了，忽然瘦了，甚至还咳出了血痰。昨天我让阿铁去村里的药铺买点卡尔莫钦[一种烈性镇静安眠药]谁知她买回来的药和我平时服用的那种药，其药盒形状上就大为不同。对此我也没有特别留意，可睡前我连吃了十粒也无法入睡。正当我觉得蹊跷时，肚子开始七上八下的，于是急急忙忙地跑进厕所，结果腹泻得厉害。那以后又接连上了三次厕所。我觉得好生奇怪，这才仔仔细细地看了装药的盒子，原来是一种名叫“海诺莫钦”的泻药。
我仰面躺在床上，把热水袋放在腹部，恨不得对阿铁发一通牢骚。
“你呀，这不是卡尔莫钦，而是海诺莫钦呐。”
我刚一开口，就哈哈地笑了。“废人”，这的确像是一个喜剧名词。本想入睡，却吃成了泻药，而那泻药的名字正好叫海诺莫钦。
对于我来说，如今已经不再存在着什么幸福与不幸福了。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
在迄今为止我一直痛苦不堪地生活过来的这个所谓“人”的世界里，唯一可以视为真理的东西，就只有这一样。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
今年我才刚满二十七岁。因为白发明显增多的缘故，人们大都认为我已经四十有余了。
后记
我与写下上述手记的狂人，其实并不直接相识，但我却与另一个人略有交情，她可能就是上述手记中所出现的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是一个个头不大的女人，脸色苍白，细细的眼睛向上挑着，高高的鼻梁给人一种硬派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美人，不如说更像一个英俊青年。这三篇手记主要描写了昭和五至七年那段时间的东京风情。我曾在朋友的带领下顺道去京桥的酒吧喝过三次加冰的威士忌酒，当时正是昭和十年前后，恰逢日本的“军部”越来越露骨地猖獗于世之时。所以，我不可能见到过写下这些手记的那个男人。
然而今年二月，我去拜访了疏散在千叶县船桥的一位朋友。他是我大学时代的所谓学友，现在是某女子大学的讲师。事实上，我曾经拜托这个朋友给我的一个亲戚说媒，也因为有这层原因，再加上我打算顺道采购一下新鲜的海产品给家里人吃，所以就背上帆布包向船桥出发了。
船桥是一个濒临泥海的大城镇。无论我怎样告诉当地人那个朋友的门牌号数，因为是新搬过去的缘故，也没人知道。天气格外寒冷，我背着帆布包的肩膀也早已疼痛不已，这时我被唱机里发出的提琴声吸引住了，于是我推开了一家咖啡馆的大门。
那儿的老板娘似曾相识，一问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十年前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似乎也马上想起了我似的。我们彼此都很吃惊，然后又相视而笑了。我们没有像当时的惯例那样彼此询问遭到空袭的经历，而是非常自豪地相互寒暄道：
“你呀，可真是一点也没变呐。”
“不，都成老太婆了。身子骨都快散架了。倒是你才年轻呐。”
“哪里哪里。小孩都有三个了。今天就是为了他们才出来买东西的。”
我们彼此寒暄着，说了一通久别重逢的人之间常说的话，然后相互打听着共同的朋友以后的消息。过了一会儿，老板娘突然改变了语调问我道：“你认识阿叶吗？”我说：“不认识。”老板娘走到里面去，拿来了三本笔记本和三张照片，交给我说道：
“或许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呐。”
我的天性如此，对于别人硬塞给我的材料是无法加工写成小说的，所以，我当场就打算还给她，但却被那些照片吸引住了（关于那三张照片的怪异，我在前言中已经提及）以致于决定暂且保管一下那些笔记本。我说：“我回来时还会顺道来的，不过，你认识××街××号的××人吗？他在女子大学当老师。”毕竟她也是新近搬来的，所以她倒认识。她还说，我的那个朋友也常常光顾这家咖啡馆，他的家就在附近。
那天夜里，我和那个朋友一起喝了点酒，决定留宿在他那里。直到早晨我都没能入眠，一直出神地阅读那三篇手记。
手记上所记述的都是些过去的事了，但即使现代的人们读来，想必也会兴致勃勃的。我想，与其拙劣地加以添笔，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让哪家杂志社发表出来更有意义。
给孩子买的海产品，尽是一些干货。背上帆布包，告别了朋友，我又折进那家酒吧。
“昨天真是太感谢你了。不过……”我马上直奔主题，说道，“能不能把那些笔记本借给我一段时间？”
“行啊，你就拿去吧。”
“这个人还活着吗？”
“哎呀，这可就不知道了。大约十年前，一个装着笔记本和照片的邮包寄到了京桥的店里。寄件人肯定是阿叶，不过，邮包上却没有写阿叶的住址和名字。在空袭期间，这些东西和别的东西混在了一起，竟然神奇地逃过了劫难，这阵子我才把它全部读完了……”
“你哭了？”
“不，与其说是哭，……不行啊，人一旦变成那个样子，就已经不行了。”
“如果是已经过了十年，那么，或许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吧。这是作为对你的感谢而寄给你的吧，尽管有些地方言过其实，但好像的确是蒙受了相当大的磨难呐。倘若这些全部都是事实，而且我也是他的朋友的话，那么，说不定我也会带他去精神病医院的。”
“都是他的父亲不好。”她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所认识的阿叶，又诚实又乖巧，要是不喝酒的话，不，即使是喝酒……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