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疗法导论
第二部分 意义疗法
读过我简短的自传故事后，人们通常会要求我全面而直接地阐明我的治疗原理。因此，在《从死亡集中营到存在主义》的第一版中，我附加了关于意义疗法的简介。但看来还是不够，很多人要求我做更为详细的介绍。这样，在这一版我改写了简介，增加了不少内容。
这个任务可不简单。要用简短的篇幅向读者介绍需要20卷德语著作才能完成的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使我想起了一位美国医生，有一天，他来到我在维也纳的办公室，问道：“大夫，你是心理分析家吗?”我当即回答，“严格说来，与其说是心理分析家，倒不如说是心理治疗师”。他接着问：“那你属于哪个学派？”我说，“我自成一派，称作‘意义疗法’”。“你能否用一句话告诉我意义疗法的含义？”他问，“至少告诉我心理分析跟意义疗法的区别？”“好的，”我说，“但首先你能否用一句话告诉我心理分析的精髓是什么？”他答道：“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患者需要躺在诊察台上，告诉你那些有时难以启齿的事情。”我马上回答：“在意义疗法中，患者需要笔直地坐着，倾听那些有时很不中听的事情。”
当然，这是玩笑话，并非对意义疗法的概括。不过，我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即与心理分析相比，我的意义疗法不那么内省和溯旧。相反，意义疗法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患者在将来应当完成的意义（意义疗法是着重于意义的心理疗法）。同时，意义疗法还对所有的恶性循环群系和反馈机制进行散焦，因为它们在神经官能症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做就破解了而不是持续地促进和强化神经官能病患者的自我中心症结。
我这么说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一种表述，但意义疗法的确让患者直面并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让他意识到这一意义会大大增强他克服神经官能症的能力。
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理论要取“意义疗法”这个名字。Logos是个希腊语词，指的是“意义”。意义疗法，或者某些学者所谓的“心理疗法的第三个维也纳学派”，着眼于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及对这种意义的追求。根据意义疗法，努力发现生命的意义正是人最主要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用“追求意义”一词，而不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强调的快乐原则（我们也可以叫它“追求快乐”），也不用阿德勒心理学派的“追求权力”或者“追求优越”之说。
追求意义
人类对生命意义的追求是其主要的动机，而不是什么本能驱动的“次级合理化”。这种生命的意义是独特的，因为只是并且只能是由特定的某个人来完成。也只有这样，他才满足了自己追求意义的独特愿望。一些学者认为，意义和价值“不过是心理防御机制的反向形成和升华法而已”。［①译者注：无意识的冲动在意识层面上向相反方向发展，人的外表行为或情感表现与其内心的动机欲望完全相反，这在心理学上称为“反向形成”。］但在我看来，我就不愿意单单为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而活着，也不愿意仅仅为了自己的“反向形成”而送死。人，能够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而活，甚至为此付出生命！
几年前，法国人曾做过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89%的被访者承认人需要“某种东西”才能活下去。另有61%的人承认自己的生活中确有某种东西或者某个人是自己愿意为之献出生命的。在我维也纳的医院里，我在病人和医护人员中间重复了这一测验，结果与法国的测验结果几乎一样，仅仅相差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社会学家还对48所大学的7948名大学生做过一项统计调査。其初步报告是全国精神卫生研究所资助的一项为期两年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在被问及什么是你目前最主要的事情时，16%的学生回答说是“赚很多钱”，78%的学生回答其首要目标是“找到生活的目的和意义”。
当然，个别学生可能对价值的重视只不过是其隐蔽的内心冲突的说辞，但即使这样，那也仅仅说明了一种例外而不代表规律。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需要对付伪价值并剥去其伪装。不过，要是发现被访者的回答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停止剥去伪装的过程。如果这时候不停止，那么“剥去伪装的心理学家”所剥去的就是他自己的“隐蔽的动机”——即潜意识里贬低人们真正需要的需要。
存在之挫折
人对意义的追求也会遇到挫折，这就是意义疗法所谓的“存在之挫折”。“存在”一词有三种含义：（1）存在本身，比如人特定模式的生存；（2）存在的意义；（3）对个体存在之意义的追求，即对意义的追求。
存在之挫折也会导致神经官能症。这类病症在意义疗法中称作“意源性神经官能症”，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神经官能症。知源性神经官能症不是心源性的，而是意源性的。这是意义疗法中专门针对人的情况而设计的概念。
意源性神经官能症
意源性神经官能症的发生不是由于欲望与本能的冲突，而是由于存在本身出现了问题。其中，追求意义过程中遇到挫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显而易见，治疗意源性神经官能症最适当、最有效的办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理疗法，而是意义疗法，只有意义疗法能够突出人特有的意识。
举个例子。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到我在维也纳的诊所，想继续做心理分析治疗，他是五年前开始跟纽约某位心理分析师进行这种治疗的。首先我问他，为什么五年前开始做这种治疗？为什么觉得自己需要这样的治疗？实际情况是，这位患者不满意自己的职业，觉得自己跟美国的外交政策不合拍。他的心理分析师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他应该跟自己的父亲和解，因为美国政府以及他的上司就是他父亲的象征，因此他对工作的不满是由于他潜意识里对父亲的仇恨。在持续五年的心理分析治疗过程中，心理分析师不断地敦促他接受这样的解释，最后他就只能看到象征之树而看不到实际之林了。通过几次谈话，我发现他追求意义的努力遇到了职业方面的挫折，他希望干别的行当。虽然目前并没有任何放弃外交官这种职业的理由，但他还是离开了外交部，选择了其他职业，结果非常好。他对新职业非常满意，距今已经有五年多了。我不相信这位外交官是神经官能症患者，也不觉得他应该接受心理分析治疗，甚至不认为需要对他采取意义疗法，道理很简单：他压根儿就不是病人。并非所有冲突都是神经官能症性质的，一定程度的冲突是正常的、健康的。同样，苦难也不总是病理现象，苦难非但不是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反而可能是个人进步的表现，如果苦难是由存在之挫折引致，就更是如此。我坚决否认人对其存在意义的追求（或对其存在意义的怀疑）是源于或者会导致任何疾病。存在之挫折本身既非病理性的也非病源性的。人对于生命价值的担心乃至绝望是一种存在之焦虑，而绝非心理疾病。医生很可能是用后者去解释前者，导致他看不到患者对存在之绝望。而医生的任务本该是引导患者度过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存在危机。
意义疗法的目的是帮助患者找到他生命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意义疗法也是个分析过程，因此它类似于心理分析法。不过，虽然意义疗法试图唤醒患者潜意识中的某种东西，但其方法不仅仅限于将患者的活动限制在个人潜意识中的本能事实，而且还关注诸如存在的潜在意义以及对意义的追求。然而，尽管任何心理分析师都会避免将意识层面包含在其治疗过程中，他们仍会试图使患者意识到他内心深处渴望的东西。意义疗法把人看成这样一种存在：他主要的担忧是实现某种意义，而不仅仅是满足欲望和本能的需求，或者是调和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欲望的冲突抑或适应社会和环境，在这一点上，它与心理分析分道扬镳。
心理—动力
人对意义的追寻会导致内心的紧张而非平衡。不过，这种紧张恰恰是精神健康的必要前提。我敢说，世界上再没有别的能比知道自己的生活有意义更能有效地帮助人活下去（哪怕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尼采的一句话很有智慧：“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我认为这句话是任何心理治疗都应当遵循的座右铭。在纳粹集中营里，你会发现，那些知道自己的生命中还有某项使命有待完成的人最有可能活下来。写过集中营题材的其他作者及在日本、韩国和越南战争的战俘营里做过精神病调查的人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一部待出版的手稿被他们没收了。［①那是我第一本书的初稿，纽约的阿尔福雷德・A. 科普夫于1955年出版了其英文版，书名是《医生与灵魂：意义疗法导论》。］重写这本书的渴望的确有助于我战胜集中营严酷的环境。比如，在巴伐利亚集中营时，我得了伤寒热，却在碎纸片上记了许多笔记，希望如果有幸活到解放那一天，这些笔记会帮助我重写那本书。我确信，在巴伐利亚集中营那漆黑的监狱里重写那部被没收的书，这有助于我避免可能发生的心血管衰竭的危险。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精神健康有赖于一定程度的紧张——即已完成的和有待完成的任务之间的紧张，或者是当下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这种紧张是人固有的，也是精神健康所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应毫不犹豫地以患者有待完成的潜在意义去激励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唤醒他内心潜在的追求意义的意志。我认为，某些精神卫生学说主张人最需要的是平衡（生理学术语称为“体内平衡”），这种说法是错误和危险的。人实际需要的不是没有紧张的状态，而是为追求某个自由选择的、有价值的目标而付出的努力和奋斗。他需要的不是不问代价地消除紧张，而是某个有待他去完成的潜在意义的召唤。人所需要的不是“内稳态”［①译者注：是指身体内部能够保持一定的动态平衡，即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生物体的体内环境总是保持稳定。］，而是我所谓的“精神动力”，也就是存在的动力处于一个紧张的极化区（其中一极代表有待完成的意义，另一极代表意义所期待的主体）。我们不应该认为这只有在正常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它对患有神经官能症的个体来说更为有效。建筑师要想加固常年失修的拱顶，就得加大拱顶上面的负重，以使其各部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理，治疗师要想促进患者的心理健康，也不应当忌讳让患者重新关注生活目标以使他内心产生相当程度的紧张。
我已阐述了让患者重新关注生活意义在治疗上的良好效果，许多患者抱怨生活完全没有意义，他们受到内心空虚的困扰，我把这种症状称作“存在之虚无”。
存在之虚无
存在之虚无是20世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也可以理解，它可能是由于人类在成为真正的人的过程中所经受的双重丧失。在人类历史之初，人丧失了赖以指导其行为并因此产生安全感的某些动物本能。动物所具有的那种安全感，好比天堂一样，对于人类来说是永远地失去了，人类不得不做出选择。此外，在最近时期，人类还遭受到另一种丧失，那就是原本作为其行为根基的传统迅速地消减。丧失了告诉他必须做什么的本能，丧失了告诉他应该做什么的传统，有时人甚至连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他要么去做别人所做的事（随大流），要么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集权主义）。
最近一项统计调査显示，在我的欧洲学生中，25%的人多少都有存在之虚无症状。在我的美国学生中，这个数字不是25%，而是60%。
存在之虚无的主要表现是厌倦。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叔本华的话了：人注定要徘徊在焦虑和厌倦这两极之间。事实上，对精神病学家来说，厌倦所带来的问题要比焦虑带来的多。而且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因为自动化可能导致普通工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而许多工人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些大量的闲暇时间。
比如，我们来看看“星期日神经官能症”——人们在忙碌了一周后，突然觉得生活没有了内容，其内心的空虚感凸显出来。类似抑郁、暴躁和药物依赖这样的普遍现象，除非我们承认其背后的存在之虚无，否则是难以理解的。领养老金的人和年长者容易出现这样的危机，也是因为同样的道理。
此外，存在之虚无还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和伪装出现。有时，遭遇挫折的人对意义的追求会通过追求权力（包括追求权力之最原始的形态即金钱）得到替代性补偿。还有一些时候，遭遇挫折的人对意义的追求会被追求享乐所替代。这就是为什么存在之挫折常常会转向性补偿的缘故。在这类病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性行为在存在之虚无中会变得异常恣肆。
神经官能症病例中也有相似情况，我后面会谈及一些反馈机制和恶性循环群系种类。人们注意到，这种症状侵入存在之虚无中，会在那里继续滋长。在这类患者中，我们需要治疗的不是意源性神经官能症。无论如何，假若我们不能在心理治疗之外辅以意义疗法，那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治愈他们。因为通过填补患者存在之虚无，他就能够免于复发。因此，意义疗法不仅针对意源性神经官能症，也针对心源性神经官能症，有时对体源性（假性）神经宫能症也有疗效。这样看来，马格达・B. 阿诺德的话不无道理：“任何一种治疗方法必然也是意义疗法，不管后者所占比重是多少。”
我们再来看看患者对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
生命之意义
我觉得没有哪个医生能够用概括性的语言来冋答这个问题。因为生命的意义在每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是不同的，所以重要的不是生命之意义的普遍性，而是在特定时刻每个人特殊的生命意义。这个问题就好比问一个棋手：“告诉我，大师，世界上最佳的招法是什么？”离开特定的棋局和特定的对手，压根儿不存在什么最佳的招法，甚至连较好的招法也不存在，人的存在也是这样。你不应该追问抽象的生命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他人无法替代的，并且你的生命也不可能重来一次。这样，每个人生命的任务就是特定的，完成这些任务的机会也是特定的。
由于生命中每一种情况对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都会提出需要你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生命之意义的问题实际上被颠倒了。人不应该问他的生命之意义是什么，而必须承认是生命向他提出了问题。简单地说，生命对每个人都提出了问题，他必须通过对自己生命的理解来回答生命的提问。对待生命，他只能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因此，意义疗法认为，负责任就是人类存在之本质。
存在之本质
对责任的强调反映在意义疗法的绝对命令中：“要像是在经历第二次生命，仿佛你已经获得重生；再不要像过去那样，一定要避免犯同样错误！”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几句格言更能激发人的责任感了。首先，它要求你设想现在就是过去；其次，过去能够被改变和修补。这就使人能够直面生命的有限性及自身生命的终结性。
意义疗法试图使患者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使他决定自己为什么负责、对什么负责以及对谁负责。这也是为什么意义疗法师在所有心理治疗师当中最不愿意对患者进行价值评判的原因，因为他绝对不允许患者将评判的责任转移给医生。
因此，要让患者自己决定是否应该将生命的任务解释为应该对社会或自己的良心负责。不过，有人不仅仅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赋予他们的任务，也是监工分派给他们的任务。
意义疗法既非说教亦非祈求，既不是道德劝戒也不是逻辑推理。用一种形象的方法来比喻就是，治疗师扮演的角色好比眼科专家而不是画家。画家试图向我们表达他自己所见的世界是什么样子，而眼科医生试图让我们自己去观察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意义疗法师的作用是拓展患者的视野，使他意识到其生命潜在的所有意义。
我们说人要担负起责任，要实现生命的潜在意义，是想强调生命的真正意义要在世界当中而不是内心去发现，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我将这种构成特点表述为“人类存在之自我超越”。它表明了一个事实：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总是指向某种事物或某人（他自己以外的某人）——不论是作为有待实现的意义还是需要面对的他人。人越是忘记自己——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献身于所爱的人——他就越有人性，越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谓自我实现，绝不是指某种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人越是追求这个目标，越是容易失去它。换句话说，自我实现可能是自我超越唯一的副产品。
至此，我们已经说明生命的意义总是在变化，但作为意义永远不会消失。按照意义疗法，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发现生命之意义？（1）通过创立某项工作或从事某种事业；（2）通过体验某种事情或面对某个人；（3）在忍受不可避免的苦难时采取某种态度。第一种就是成就或成功，其意义显而易见。第二种和第三种需要进一步解释。
找到生命之意义的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体验某种事情——如真善美——通过体验自然和文化或体验另一个人的独特性——就是说去爱某个人。
爱之意义
爱是直达另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唯一途径。只有在深爱另一个人时，你才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本质。通过爱，你才能看到所爱的人的本质特性，甚至能够看到他潜在的东西即他应当实现而尚未实现的东西是什么。只有通过爱，才能使你所爱的人实现他的全部潜能。通过使他认识到自己的所能和应为，他就会实现自己的潜能。
在意义疗法中，爱不是被解释为仅仅是性欲和本能的副现象［①即作为主现象之结果而发生的现象。］（即所谓升华）。爱与性一样，都是一种主现象。通常，性是爱的表达方式。只有作为爱之载体的性才是正当的，甚至是神圣的。这样，爱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性的副产物，相反，性是被称作爱的最终合一这种体验的表达方式。
找到生命之意义的第三种方法就是忍受苦难。
苦难之意义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即使在看似毫无希望的境地，即使面对无可改变的厄运，人们也能找到生命之意义。那时重要的是，能够见证人类潜能之极致，即人能够将个人的灾难转化为胜利，将个人的厄运转化为人类之成就。当我们无法改变客观现实时——比如患了不可治愈的癌症——我们就面临着自我转变的挑战。
我举个再清楚不过的例子：一名年迈的、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全科医生向我咨询，他无法接受妻子的死亡（她在两年前去世，他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我怎么才能帮助他呢？我该告诉他些什么？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说别的，而是对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医生，如果你先她而去，而你太太在你死后还活着，那会怎么样？”“啊，”他说，“那她可就受苦了，她怎么受得了啊！”我马上回答：“你看医生，她免除了这样的痛苦，你替代了她的痛苦——当然，代价是你现在还活着，并且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他没再说话，摇了摇头，悄然离开了我的办公室。在一定意义上，一旦找到了意义（比如牺牲的意义），痛苦就不再是痛苦了。
当然，这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治疗，因为，首先，他的抑郁还不能称为病症；其次，我不能改变他的命运，我不能让他的妻子复活。但在那一刻，我的确成功地改变了他对待不可改变之命运的态度，从此以后，他至少看到了自己痛苦的意义。这就是意义疗法的要义之一：人主要关注的不是获得快乐或避免痛苦，而是看到其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人们为什么甚至准备着去受苦，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痛苦有了意义。
但是，我还要更清楚地进一步阐述：无论如何，遭受痛苦不是寻找意义的必要方式。我的意思是说，即使在遭遇痛苦时，人们也有可能找到意义——假如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话。如果痛苦是可以避免的，那么有意义的事就是去消除痛苦的根源，不论这种原因是心理的、生理的或政治的。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自虐。
爱迪思・威斯科普夫・焦尔森生前是佐治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她在一篇意义疗法的论文中表示：“我们目前的心理一卫生哲学强调的是，人应当幸福，而不幸福是调适不当的结果。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不可避免的不幸之重负由于对不幸感到不幸而变得更加严重了。”在另一篇文章中，她表示希望意义疗法会“有助于抵制美国当代文化中某些不健康的潮流，因为在那里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很难有机会为自己的痛苦感到骄傲，几乎很少有人觉得疾病能使人更加高尚，通常认为它是贬损性的”，以至于“他不仅感到不幸，而且对不幸感到耻辱”。
在某些情况下，人被剥夺了工作或者享受生命的机会，但痛苦的不可避免是永远也不会被排除的。在勇敢接受痛苦之挑战时，生命在那一刻就有了意义，并将这种意义保持到最后。换句话说，生命之意义是无条件的，因为它甚至包括了不可避免之痛苦的潜在意义。
让我回忆一段可能是我在集中营里最深切的体验。在集中营里，生存下来的概率不超过二十八分之一，这可以通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得到证明。我第一本书的手稿（我在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就把它藏在大衣里）能够抢救回来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因此，我不得不努力地减轻失去自己智力成果的痛苦。而现在看来，集中营的幸存者中似乎没有谁比我活得更长，也没有人的智力成果能够超越我。因此我发现自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在那种境遇中的生命是否完全没有意义？
我没有注意到自己苦苦寻求的答案已然存于我心，并且不久我就得到了它。当时我上缴了自己的衣服，换上了被送往毒气室的囚犯们留下的破烂衣衫。在那衣衫的口袋里，我发现了一页从希伯来祈祷书中撕下来的经文，里面包括犹太经文中最重要的《施玛篇》。除了按照经文的指示行事外，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巧合。
过了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马上就会死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的担忧与绝大多数狱友不一样。他们的问题是：“我们能从集中营活着回家吗？如果不能，所有这些苦难就都没有意义。”而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是：“所有这些苦难、死亡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那么压根儿就不该忍受。基于这种偶然之上的生命——不论你是否逃跑——压根儿就不值得活下去。”
次临床的问题
如今，精神病专家面临越来越多的病人提出的人生问题，而不是神经官能症。现在一些人去看精神病专家，问的都是以前向牧师或拉比提出的问题。现在他们不愿意再去找神职人员了，而是去找医生请教诸如“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意义治疗的心理剧
举个生活中的实例。有一次，一位母亲来到了我的诊所，她的儿子在11岁时不幸夭折，她几次自杀未遂。克尔特・科克尔克大夫请她参加一个治疗小组，他在导演心理剧时，我正好进去。她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孩子死了以后，就剩下她和另一个患小儿麻痹的残疾儿子，那个可怜的残疾孩子离不开轮椅，这位母亲对自己的不幸心有不甘。但是当她企图带着残疾儿子一起自杀时，儿子制止了母亲：他还想活着！对他来说，生命仍然是有意义的。那为什么母亲不这样看呢？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她认识到这一点呢？
我临时加入了讨论。我问小组里另外一名妇女多大年纪，她回答说30岁。我说：“不，你不是30岁，而是80岁，正躺在临终的床上。你正在回首往事：没有子女，但不缺钱财，而且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然后，我请她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会是什么感受。“你怎么看？你会对自己说什么？”让我引述她的原话（谈话有录音）：“啊，我嫁给了个百万富翁，家财万贯，我没有白活！我跟男人们调情。我拿他们逗乐！但我现在80岁了，没有孩子。回头想想，我想不出自己都做过哪些有意义的事情。我得说自己的生活完全失败了。”
然后，我请残疾孩子的母亲也想象一下。让我们听听她在磁带里是怎么说：“我想要孩子，这个愿望我是满足了；一个孩子死了，另一个残疾，要是我不照顾他，他就得被送到福利院。尽管他残疾了，生活不能自理，可他终归是我的孩子。而我也尽我所能让他生活得快乐。”在这个时候，她哭了起来，继续说道：“至于我自己，我可以平静地回顾自己的生活；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我为孩子付出了一切。我的生活没有失败！”通过从临终床上回顾自己的一生，她突然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其中甚至包括她的痛苦。通过这个办法也可以让她看到，哪怕是短暂的生命，比如她那死去孩子的生命，也可以充满快乐和爱，比起80岁的生命来说毫不逊色。
过了一会儿，我向小组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了开发小儿麻痹疫苗，一只猴子被一次次地扎针，它是否能够把握其痛苦的意义呢？小组里的人一致认为它不能，以猴子有限的智力，它不可能进入人类的世界，只有人类才能够理解痛苦的意义。然后我进一步提出问题：“人类就能把握痛苦的意义吗？你们肯定人类世界就是宇宙进化的终点站？人类世界之外难道就没有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可以找到对人类痛苦的终极意义的答案？”
超级意义
这种终极意义必定超出了人类有限智力的范围。在意义疗法中，我们就是在这一超级意义的背景下进行陈述的。人需要做的，不是像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教导的那样去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忍受自己不能以合理的方式去把握生命之无限意义。意义比逻辑要深刻得多。
精神病专家一旦超出了超级意义的范围，迟早会被病人的问题难倒，我女儿6岁时就曾问我“为什么你总提到慈爱的主”，这个问题让我简直不知该怎样回答。当时我答道：“几周前，你害天花，就是慈爱的主让你痊愈的。”但是小姑娘显然很不满意，反驳说：“好吧，可也是他让我染上天花的呀，爸爸。”
不过，假如患者有坚定的宗教信仰，那么运用他的宗教信念来治疗或由此开发其精神资源是无可厚非的。要做到这一点，精神病专家就得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我有一次就是这样做的。那一次是来自东欧的一个拉比找到我，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他的第一任妻子及其六个孩子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送进了毒气室，而现在的妻子又不能生育。我觉得生育不是生命唯一的意义，因为要是那样的话，生命本身就没有意义了。本身没有意义的事情，仅仅通过使其延续下去，并不能赋予其任何意义。但拉比是个正统的犹太人，犹太人都认为，死后假如没有亲生儿子为自己念诵祈祷文，这是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所以他觉得自己倒霉透顶了。
我没有放弃，我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去帮助他。我问他是否想在天堂看到自己的孩子们。没想到我的这个问题让他痛哭不已，而他绝望的真实原因也浮出了水面：他解释说孩子们都是作为纯洁的殉道者而死的，在天堂里应该享有最崇高的地位，但是他自己是个年迈而有罪的人，不敢奢望能够拥有像孩子们那样崇高的地位。我反问：“拉比，你能够利用多年遭受苦难的经历去净化自己，以便你也能像孩子们那样纯洁，能像他们那样在天堂里拥有崇高的地位，这难道不正是你活着的意义吗？《诗篇》（《圣经・旧约》）中不是说过，上帝保存着你所有的眼泪吗？［我的辗转反侧是你数算过的；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吧！不是都记在你的册子上么？(诗篇 56:8 吕振中)］因此，你所有的痛苦未必都是没有意义的。”许多年来，他第一次通过我为他打开的新视野找到了解脱痛苦的方法。
生命之短暂
使生命丧失意义的事情，不仅包括痛苦，还包括死亡。我总是不厌其烦地说，生命中真正短暂的是潜力，一旦潜力得到了实现，那么在实现的那一刻它就成为了现实。它们被保存下来，成为历史，在那里它们得到了救赎，免除了短暂性。因为在历史中没有什么事情的失去是不可挽回的，所有的事情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保存。
这样，我们存在的短暂性并不会使存在变得没有意义。但它的确构成了我们的责任，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意识到必定短暂的可能性。人们总是在多种现实可能中做出选择，哪些可以不予理会，哪些应当努力实现，哪个选择一旦成为现实就变成了“时间驿站中不朽的印记”。在任何时候，人都必须决定哪些可能性将成为他存在的纪念碑。
通常，人们只想到短暂性本身，而不去想它之前有过的丰富果实，他曾经历的快乐和痛苦，曾经做过的许多事情。那一切都不会被否定，也不会被忘却。我应该说，“曾经存在”是最为确定的一种存在。
意义疗法因为牢记人类存在的短暂性，所以不是消极悲观的，而是积极向上的。我们形象地表达这个意思：悲观主义者好比一个恐惧而悲伤地看着墙上的挂历每天都被撕掉一张，挂历越变越薄的人；而积极地应对生活问题的人好比一个每撕掉一张就把它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还要在背面记几行日记的人。他可以白豪而快乐地回忆日记中所记下的所有充实的日子，那些他曾经有过的全部生活。即便他意识到自己老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必要嫉妒年轻人，更没有必要为虚度的青春懊悔。他为什么要嫉妒年轻人呢？嫉妒年轻人所拥有的可能性和潜在的远大前程吗？“不，谢谢你”，他会这么想，“我拥有的不仅仅是可能性，而是现实性，我做过了，爱过了，也勇敢地承受过痛苦。这些痛苦甚至是我最珍视的，尽管它们不会引起别人的嫉妒”。
作为一项技术的意义疗法
像对死亡这样的现实的恐惧是不可能通过意义疗法的心理剧来消除的。同理，像广场（旷野）恐怖症这样的神经官能性的恐惧也不能通过心理调适来治愈。但是，意义疗法发明了一项特别的技术来治疗这类病例。要了解适用这项技术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让我们先看看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出现的“预期焦虑”症状。这种恐惧症的特点是它恰恰造成了患者所害怕的情景。比如，害怕脸红的人在走进大厅、面对众人时，实际上更容易脸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将“愿望是思想之父”的说法修改为“恐惧本身是引起恐惧的事实之父”。
奇怪的是，跟恐惧能带来你所害怕之事一样，强迫性的愿望反而使你极为盼望的事情变得不可能。这种过度渴望在性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最为常见。男人越是想显示自己的性能力，或女人越是想表现自己性高潮的能力，就越不可能成功。快乐是（而且一直是）一种附加品，如果这种附加品本身成了目的，反而会受到减损。
另外，像上面所说的过度渴望（意义疗法称为“过度反应”）也可能是致病因素（就是说会导致疾病）。下面这个临床报告有助于说明我的意思。某年轻妇女找到我，主诉性冷淡。病历显示她在幼年时曾经受到父亲的性侵犯。但是，导致她性神经官能症的还不是幼年时期的那段经历。因为通过询问，我得知她是由于阅读了精神分析方面的读物才知道那段恐怖的经历终究会在日后显现其后果的。这一预期焦虑既使她过度渴望证实自己的女性能力，也使她过度渴望在性生活中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对方为中心。这样，她就不能享受到性高潮带来的高峰体验，因为性高潮被作为目的而成为渴望的目标，而不再是忘我投入、献身于对方的副产品。经过简短的意义疗法治疗，患者的过度渴望和对自己体验性高潮能力的过分关注被“消减”了。在她将注意力调整到适当的目标即性伙伴身上后，她的性高潮就自发地出现了。［①为了治疗阳萎而开发的一些特别的技术意义疗法就是以过度意向（hyper-intention）和过度反思（hyper-reflection）理论为基础（具体内容参阅弗兰克尔在国际性期刊杂志上发表的“快乐主义和性神经官能病”）。当然，这些不能用于本章所说的技术性意义疗法的一部分。］
意义疗法所谓“矛盾意向法”的技术基础源于以下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正是恐惧导致了所害怕的事情的出现；另一方面，过度渴望使其所希望的事情变得不可能。我早在1939年就在德国描述过矛盾意向法。［②参阅弗兰克尔，“Zur medikamentosen Unterstutzung der Psy-chotherapie bei Neurosen”, Schweizer Archiv fur Neurologie und Psychiatrie，43卷第26-31页。］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法，让患恐惧症的人关注他所害怕的事情，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举个例子。一名年轻的医生由于害怕出汗来向我咨询。他只要一想到会出汗，马上就会大汗淋漓。为了切断这种恶性循环，我建议他在将要出汗时下决心让大家看看他是多么能出汗。一个星期后，他又来告诉我，只要他遇到了引发他预期焦虑的人，他就对自己说：“以前我只出过12公斤的汗，这次我至少要在他面前出上120公斤的汗！”结果，遭受这种恐惧症折磨四年之久的他只用了一个疗程也就是一周的时间，就彻底摆脱了这种病症。
读者会注意到，这个过程实际是逆转患者心态的过程，直到他以相反的愿望取代原来的害怕。这样的治疗有效地降低了焦虑之帆上的风力。
不过，这样的治疗过程必须借助于人类特有的幽默感中的自我审视能力。运用意义疗法中的“矛盾意向法”的治疗手段激活了这种基本的自我审视的能力。同时，患者也就能够使自己远远地审视自己的神经官能症状。戈登・W. 奥尔波特在《个人与宗教》一书说：“学会自嘲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就学会了自我管理从而治愈。”［①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56年出版，第92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矛盾意念法正是奥尔波特主张的经验验证和临床应用。
还有更多的病例能够进一步证实这一点。某患者是名簿记员，他看过许多大夫，去过许多诊所，但都没什么效果。后来他到了我的诊所，极度绝望，主诉想要自杀。他患书写痉挛症多年，最近情况变得更严重了，甚至面临着被解雇的危险。只有迅速治好病，才能保住他的饭碗。爱娃・科兹代拉医生首先建议患者：做与平常所做相反的事，就是干脆不去想如何整齐漂亮地书写，而是尽可能地去涂鸦。患者要对自己说：“现在，我要让大家看看，我是个多么糟糕的书写者！”在他想尽可能地乱涂时，反而做不到了。“我试着去乱涂，但就是做不到。”第二天他这么说。不到两天工夫，他就摆脱了病症的困扰，观察期内也没有再犯。他又成了一个快乐的人，完全能够胜任目前的工作。
还有一个病例是有关言语能力的。维也纳普利克里尼克医院喉科的一位同行给我介绍一名患者，是他从业多年來见过的最严重的结巴患者。这名患者从记事那天起一直受到结巴的困扰，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他12岁时，他在公交车上逃票。售票员抓住他后，他想到唯一逃避处罚的办法就是引起售票员的同情，所以他竭力想让人家知道自己不过是个可怜的结巴孩子。但是当他想结巴的时候，却做不到了。他无意识地运用了矛盾意念法，虽然不是想治疗自己的病症。
不过，上述情况不应让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矛盾意念法只对单一的症状才有效。利用这种意义疗法，我在普利克里尼克医院的同事成功地治愈过最严重、病程最长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一名65岁的妇女，患盥洗强迫症有60年。爱娃・科兹代拉医生先用矛盾意念法对她进行意义疗法治疗，两个月后，患者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她说，在被维也纳普利克里尼克医院收治之前，“生活对我来说是场噩梦”。出于对细菌的强迫性恐惧，她不得不整天待在床上，不能做任何家务。现在我还不能说她已经痊愈，因为她偶尔还会有强迫性意念。但是，她已经能够“嘲笑它”，也就是能够运用矛盾意念法了。
矛盾意念法还可以用来治疗睡眠障碍。对失眠的恐惧［①即睡眠恐惧症，在多数案例中都是因为患者忽略了一个事实，人所需要的实际睡眠时间的长短是由机体决定的。］对入睡的过度关注反倒让患者更加难以入睡。要克服这一恐惧，我通常建议患者不要试图入睡，而是试着做相反的事，就是尽可能晚点上床睡觉。换句话说，对入睡的过度关注会产生一种不能入睡的预期焦虑，因此必须运用矛盾疗法，以不睡觉来替代它，这样很快就会入睡了。
虽然矛盾意念法在治疗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和恐惧症方面有效，尤其是对预期焦虑症导致的病症有效，但它也不是万能药方。此外，它只是一种短期的治疗方法。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这种短期的治疗方法只具有临时性的治疗效果。已经去世的埃米尔・A. 古特尔曾经说过：“弗洛伊德正统的一个最常见的错觉是对其治疗效果的长久性的错觉。”［①《美国精神病学杂志社》10 (1956) 第134页。］我的病历档案记载了20多年前对一名患者进行矛盾意念法治疗的医学报告。从那个病例看，疗效是永久性的。
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不论病症的原因是什么，矛盾意念法都有效。这印证了埃迪斯・威斯科普夫・焦尔森的话：“虽然传统的心理治疗法坚持认为治疗方法要以病因为基础，但有可能是某些特定的情况在患者童年时引起了神经官能症，而在其成年时期用完全不同的因素使其得到缓解。”［②“Some Comments on a Viennese School of Psychiatry,”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Psychology, 51 (1955), 701-703 页。］至于神经官能症的确切原因，除了体质因素（不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像预期焦虑这样的反馈机制是不是重要的病理因素？特定的症状对应着某种恐惧，恐惧激发出症状，而症状本身反过来又强化了那种恐惧。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病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类似的因果链。在此类病例中，患者一直在与困扰他的意念做斗争。［①通常这种行为都是由患者和某种恐惧驱使的，他的困扰表现出他对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极度紧张。病人没有意识到一种经验亊实即强迫性精神官能症正在削弱他的精神病药物的作用。］但是，他强化了它们的力量，因为压力增强了反压力。症状再次被强化！另一方面，一旦患者停止了和强迫症做斗争，转而以嘲弄的方式去取笑它——运用矛盾意念法——那么恶性循环就会终止，症状开始减轻，最终治愈。在比较幸运的病例（指没有存在之虚无的患者）中，患者能够成功地嘲笑其神经官能性恐惧，并完全忽视其存在。
正如我们看到的，应当运用矛盾意念法来对抗预期焦虑，用反应消除法对抗过度的意念及过度的反应。不过，除非将患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其特定的生命使命上来，否则反应消除法最后也不可能起作用。［②这种判断可以从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弗劳德・亨利・奥尔波特的话中得到验证，“当人们的努力对抗转为无私的目标时，整个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即使人的神经官能症从来没有完全消失”（op. 引自第95页）］
打破恶性循环的，不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自我考量（无论是自我怜悯还是自我嘲弄），治疗的要义在于自我超越！
集体性神经官能症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集体神经官能症，因此每个时代都需要相应的特定心理治疗方法来进行治疗。现代的集体官能症——存在之虚无——可以被表述为私人和个人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认为生命毫无意义。至于心理治疗，如果它自身不能摆脱当代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的话，那它永远也对付不了这种大范围的集体官能症。如果那样，它就只能是集体神经官能症的一个症状，而不能成为一种可能的治疗手段。心理治疗不仅反映了虚无主义的哲学，还相当不情愿甚至不明智地传递给患者一些关于人类的漫画式而非真实图景的东西。
首先，关于人类“无谓”——即人不过是生物、心理和社会条件的产物，或是遗传与环境相结合的产物的理论是很危险的。它使神经官能症患者更愿意相信自己不过是外部影响的工具和牺牲品，认为人类不自由的心理疗法强化了这种神经官能症的宿命论。
当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自由也是有限的。人的自由不是无条件的自由，而是针对特定条件采取某种立场的自由。正像我所说的：“作为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两个领域的教授，我充分认识到生理、心理和社会的条件对于人的限制。但同时作为四个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也亲眼见证了人在难以想象的最坏的境遇中勇敢面对和战胜各种厄运的能力。［①彩色电视电影《教学的价值视角》，好莱坞教学公司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专科协会拍摄。］
对泛决定论的批评
人们经常指责心理分析法是泛性论。我也曾怀疑这种指责是否有根据。但是，其中某种在我看来更加错误和危险的假定就是我所谓的“泛决定论”。我指的是那种认为人应当无一例外地抛弃自己做出选择的能力的观点。人不是完全受到限制和决定的。人是自己做出了是屈服于环境和条件还是勇敢挑战那些环境和条件的决定，换句话说，人最终决定着自己的命运。人不是简单地活着，而是时时需要对自己的前途做出判断，决定下一刻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同理，每个人都有随时改变自己决定的自由。因此，我们只有在一项有关集体的统计调査中才有可能预测他的将来，但是个体的性格仍然是无法预测的。任何预测必定要参照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条件。但是，人的生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有能力超越这些条件。人能够力所能及地改变世界，并在必要时完善自我。
我给大家讲讲J医生的病例。他是我一生所见的唯一的能够称之为“刻薄狡猾”的人，一个魔鬼般的人物。当时，他被称作“斯泰因霍夫（维也纳的一家精神病院）的大杀人犯”。纳粹启动毒气杀人计划时，他虽然没有受到任何胁迫，却疯狂地实施分配给他的每一项任务，不放过任何一个精神病人，把所有人都送进了毒气室。战后，我回到了维也纳，打听J医生怎么样了。他们告诉我，他被俄国人关进了斯泰因霍夫的一个隔离监号，但第二天发现他牢房的门开着，人却不见了。后来我确信，他一定是在同伙的帮助下逃到南美或其他什么地方了。但是，后来奥地利的一名前外交官向我求医（此人在铁幕时期被关押多年，先在西伯利亚，后在莫斯科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监狱）［①译者注：Iron Curtain，译为“铁幕”，西方报刊及政界用语，指二战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为阻止同欧美各国交流而设置的一道无形屏障。］。做过检査后，他突然问我是否认识J医生，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说：“我在卢比扬卡监狱认识了J医生，他40岁时因膀胱癌死在了那里。临死前，他就像个圣人一样！他安慰每个人，道德境界达到了你能想象出的最高程度。他是我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遇到的最好的朋友！”
这就是J医生——斯泰因霍夫刽子手的故事。我们能够预测人的行为吗？我们可以预测机器的运转，甚至可以尝试预测人的精神活动的“动力论”机制。但人不仅仅有精神和心灵。
但是，光说人有自由还不够。自由只是故事的一半，真理的一面。自由是人的生命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的一面就是责任。实际上，如果人不能负责任地生活，那自由会堕落为放任。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说东海岸的自由女神像应该配上西海岸的责任女神像的原因。
精神病学的信条
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人完全丧失自由，因此，无论是神经官能症还是精神病患者都拥有一定的自由，不管这些自由是多么有限。精神疾病不可能触及患者人格的核心。
不可治愈的精神病患者也许没用，但他仍拥有人的尊严，这就是我的精神病学信条。没有这一条，我作为精神病学家就失去了价值。我是为了谁呢？仅仅是为了一个受损而无法修复的大脑机器？如果病人不再重要，那安乐死理应合法化。
精神病学的重归人性化
长期以来——实际上有半个世纪之久——精神病学试图将人的心理看作一种机制，因此，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纯粹是在技术层面进行的。我认为，这个梦想已经破灭了。现在出现的不是心理药物方面的方法，而是人性化的精神病学方法。
但是，如果一个医生仍然自认为是技术员，那他就等于承认自己眼中的病人只是台机器，而不是患病的人！
人不是众多事物中的一种。事物相互决定对方，但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成为什么——在天赋与环境的限度内——是他自己决定的结果。比如在集中营，在活人实验室，我们亲眼目睹有人像猪猡，有人像圣人。人的内心里，这两种可能都有。最终表现出哪一种，是决定的结果，而不是环境的产物。
我们的概括是切合实际的，因为我们知道人本身是什么。说到底，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是人发明出来的，但是，心中默默祈祷着上帝而进入那些毒气室的也是人。
写在后面的话
** 1984 **
谨以此文纪念爱迪思・威斯科普夫・焦尔森医生，她早在1955年就在美国开始运用意义疗法，并在该领域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
为悲剧性的乐观主义辩护
我们首先看看“悲剧性的乐观主义”该怎样理解。简单地说，它指的是即使身处“三重悲剧”当中仍然并且一直保持乐观的情绪。而所谓“三重悲剧”在意义疗法中包括了以下三种因素：（1）痛苦；（2）内疚；（3）死亡。本章提出的问题是，在上述情况下，人怎样才能乐观地生活下去？换言之，虽然生活充满了悲惨的因素，但它如何能够保持潜在的意义呢？总之，“面对生活中的一切，仍然对生活说‘是’”（引用我用德文写的一本书的题记），就是假定在任何情况下生活都是有意义的，即便在极为悲惨的境地也是如此。而这反过来又假定人的创造力会将生活中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或建设性的因素。也就是说，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利用任何给定的处境，面对灾难而保持乐观。人类总是有能力（1）将人生的苦难转化为成就；（2）从罪过中提炼改过自新的机会；（3）从短暂的生命中获取负责任的行动的动力。
不过，应该记住的是，乐观主义不能通过命令获得。你甚至不能强迫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无例外地保持乐观。对于行为来说是这样，对于“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两个因素，即信任和爱也是这样，它们也都不可能通过命令获得。
在欧洲人看来，美国文化的典型特点是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命令“幸福起来”。但幸福也不是能够强求的，它只能是结果。人们一定要有理由才能幸福起来。一旦找到了那个理由，他自然而然会感到幸福。人类不是在追求幸福，而是通过实现内在潜藏于某种特定情况下的意义来追寻幸福的理由。
对这种理由的需求在人类特有的另一种现象——笑——当中同样适用和存在。如果你想让某人笑，那你需要给他一个笑的理由，比如讲个笑话。要是你催促他笑，或让他催促自己笑，那他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真正笑起来的。若是那样，无异于大家在照相机前齐声说“茄子”，只会在照片上显示出笑的模样，但那样的笑容是僵化而不自然的。
在意义疗法中，这样的行为模式被称为“过度意念”。它在性神经官能症（不论是性冷淡还是性无能）的发生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患者如果不是忘我地献身，而是直接地去追求性高潮，那么这种追求反而会让他得不到性快乐。说实话，所谓“快乐原则”实在是让人扫兴的。
个人一旦成功地找到了意义，那他不但会感到幸福，还会具备应对磨难的能力。如果某人追寻意义的努力最终失败了，那又会是什么情况呢？那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比如，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像战俘营或集中营那样极端的处境。首先，正如那些美国军人告诉我的那样，他们会形成一种所谓的“放弃综合症”的行为模式。在集中营，这种模式的表现是，有人早晨5点拒绝起床干活，而是赖在牢房里，呆在满是屎尿的草垫子上。无论你警告还是威胁，统统都不管用。然后他们一般会拿出一支藏好的烟，开始抽。那一刻，你会明白：他会在48小时内死亡。意义的导向减弱了，结果是对即时快乐的追求占了上风。
这让我们不由地想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类似现象，就是那些自我标榜为“没有前途的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借以寻求安慰的不是香烟，而是毒品。
实际上，吸毒不过是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现象，即由于存在需求之挫折引发并反过来成为我们工业社会普遍现象的无意义感。今天，不但是意义疗法专家惊呼无意义感成了神经官能症日益严重的诱发因素，正如斯坦福大学的厄尔文・D. 亚罗姆在《存在之心理疗法》一书所说：“在40个寻求治疗的患者中，有12个（30%）存在某种与意义有关的严重问题（由患者本人、治疗师或独立评估人判定）。”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帕罗阿托，这个数字相差不到1%。近期的有关统计表明，在维也纳有29%的人抱怨自己的生活缺乏意义。
至于这种无意义感的原因，有人会说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生活目标却没有了。当然，也有人还吃不饱饭。我特别关注那些失业的人们。50年前，我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是关于那些患有我称为“失业型神经官能症”的年轻抑郁症患者。当时，我发现这一病症是由于两方面的错误认知而导致的：一是错误地把失业和没用等同起来，二是把没用跟生活没有意义等同起来。结果，只要我成功地说服患者加入青年志愿者组织、接受成人教育或访问公共图书馆等等——换句话说，只要他们能用不花钱但有意义的活动填补大量空闲时间——他们的抑郁症状就消失了，虽然经济状况毫无改善，肚子仍然挨饿。的确，人不是光靠福利活着。
失业导致的神经官能症是由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引起的，还有一些抑郁症是由心理原因或生化条件导致的，相应地，我们应分别给予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但是，只要是和无意义感有关的，我们都不要忽视或忘记一点，那就是，它不是一个病理问题，而是神经官能症的反应和表现，我甚至说是人性的体现。但是，虽然它并非由任何病理原因引起，但会导致病态反应，也就是说它潜在着病理性反应。看看年轻人当中普遍流行的集体神经官能症吧。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三大症状——抑郁、侵犯和成瘾依赖——都是由于意义疗法中所谓的“存在之虚无”即空虚感和无意义感导致的。
毋庸置疑，并非每一例抑郁症都是源于无意义感，抑郁有时导致的自杀也不都是因为存在之虚无。但是，即便不是所有的自杀都是出于无意义感，如果自杀者意识到某种意义的存在，他也会克制住终止自己生命的冲动。
既然一种强烈的意义导向在预防自杀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对那些有自杀倾向的患者应如何进行干预呢？我开始职业生涯不久，在奥地利最大的国立医院干了四年，负责收治严重抑郁症患者的病室，那些病人都有过自杀企图。在那四年间，我大概处理过12000名患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每当我遇到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时，都会从他们的治疗经验中得到启发。我会向患者解释，那些自杀未遂的人后来都反复跟我讲没有死成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幸运和幸福。数月或数年后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的问题是有办法解决的，生命还是有意义的。我接着对患者说：“即便一千个患者中只有一个出现了这样的转机，谁敢保证这种转机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呢？但是首先你得活到那一天，所以你应该活着，等待那一天的到来，而且从今天开始，你就有责任活下去。”
至于集体神经官能症的第二大表现——侵犯——让我讲讲卡罗琳・伍德・谢丽芙曾经做过的一项实验。她曾让两组年轻人互殴，发现当他们致力于某个集体目标时——比如把运送食物的马车从泥泞中拖出来，互殴就慢慢停止了。他们会马上为一个不得不集体实现的意义而团结起来。
关于第三种情况即成瘾依赖，我想到安妮玛丽亚・冯・福斯特梅耶做出的结论，即90%的酒精依赖患者都有深刻的无意义感，斯坦利・克里坡纳的研究则表明，100%的毒品依赖患者认为“生活中的一切事情看来都没有意义”。
现在让我们回到意义问题本身。首先，我想澄清，意义治疗师关注的是人们一生中必须要面对的所有单个情境中内在和固有的潜在意义。因此，我在这里不打算将人的生命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进行阐述，虽然我不否认这样的总体意义也是存在的。做个类比，让我们看一场电影：它由成千上万个镜头组成，每个镜头都有其含义和意义，但是在看完最后一个镜头之前，整个电影的意义是不能确知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每个镜头的意义，那么对整个电影的意义也就无法把握。生命的终极意义难道不也是这样？只有在瀕死之时人们才能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而这种终极意义也有赖于生命过程中尽其所能地实现每个单一情境的潜在意义。
事实仍然是，从意义疗法的角度看，意义及对意义的认识完全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或是藏在象牙塔里的。我对意义的认识——个人对特定情境的认识——介于卡尔・布勒尔概念中的“阿哈体验”与马克斯・维黑莫尔理论中“完形概念”的中间地带。对意义的认识与经典的“完形”不同，因为后者意味着某个“人”在“某个地方”的突然领悟。而对意义的认识在我看来最实在不过，就是意识到了现实背景下的某种可能性，或者通俗地说，意识到在给定情境下“能够做些什么”。
那么，人是如何找到意义的呢？正如夏洛特・布勒尔所说：“我们能做的，不过是研究那些看来找到了生命意义的人和那些没有找到这种意义的人的生活。”除了这种图画式的方法，我们还可以采用生物学方法。意义疗法认为，良知是一种提示器，能够指示我们在特定情境中前进的方向。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良知必须仔细衡量所处情境，按照一套标准和价值系统去评价它。但是，这些价值不能在意识层面上被我们发掘和釆用，它们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它们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积淀下来，以生物进化为基础，植根于生物学深处。康拉德・洛伦兹可能抱有类似的想法，他曾提出“生物学优先”的概念，当讨论我关于价值形成过程之生物性基础的观点时，他饶有兴趣地表达了自己的共鸣。无论如何，假如价值论的自我理解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假定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生物学遗传之中。
正如意义疗法所宣扬的，找到生命之意义有三个主要途径。第一是创造或从事某种工作。第二是经历某种事情或者面对某个人，换句话说，不仅能从工作中也能从爱中找到意义。爱迪思・威斯科普夫・焦尔森就发现意义疗法中“体验同成功一样都具有价值的观念，是具有治疗作用的，因为它纠正了我们过度强调以内心经验为代价而获得外部成功的做法”。
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二个途径：即使是处于绝境的无助受害人，面对无法改变的厄运，仍能自我超越，并且以此改变自己。他能够把个人悲剧转化为胜利。爱迪思・威斯科普夫・焦尔森就表示希望意义疗法“可以帮助人们抵抗20世纪美国文化中某些不健康的潮流，在这种文化中，不可治愈的受害者没有机会为自己的痛苦感到骄傲，而认为它是耻辱，这导致他们不但不幸福，还为自己的不幸感到羞耻”。
我在一家综合性医院神经官能症科工作了25年，亲眼目睹了病人们能够将自己的困苦转化为人类成就的能力。此外，我们也能找到经验证据以支持这种人可以在痛苦中发现意义的可能性。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对那些公开表示被俘期间虽然感到非常紧张——充满了虐待、疾病和营养不良及单独监禁——但是仍然从被俘经验中获得有益启发的越战战俘的数量之多感到吃惊”。
但是，“悲剧性的乐观主义”最有力的论据是拉丁文所谓的“偏见式论证”。比如，杰里朗就是“人类大无畏的精神力量”活生生的例证。援引《德克萨克纳报》的报道：“三年前，杰里朗因一场车祸造成脖子以下高位截瘫，当时他只有17岁。今天，他能够用嘴叼着笔写字。他通过特制的电话参加了社区大学两门课程的学习。他通过闭路电视能够听课并参与课堂讨论。他还花了大量时间阅读、看电视和写作。”我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觉得生活富有意义和目标。我在差点儿丧命的那一天采取的态度成了我对待生活的座右铭：我虽然折断了脖子，但我没有被生活打倒。我已经申请了第一门大学心理学课程。我相信，残疾只会增强我帮助他人的能力。我知道，如果没有那场灾难，我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进步的。”
这是不是说，要发现生命的意义，痛苦是不可或缺的呢？不是。我只是坚持一点：尽管痛苦是存在的，甚至说可以通过痛苦找到意义，条件是痛苦难以避免，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说。如果它是能够避免的，那么消除它的原因才是有意义的事，因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自虐。另一方面，如果你不能改变造成你痛苦的处境，那你仍然可以选择采取何种态度。残疾不是杰里朗选择的，但他选择了不让厄运摧垮自己。
如我们所见，首要的是创造性地去改变让我们遭受磨难的境遇。但最要紧的还是要知道如何承受不可避免的痛苦。实验性的证据表明，普通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奥地利民意调査机构最近报告说，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最受尊敬的人既非艺术家也非科学家、政治家或体育明星，而是那些昂首征服厄运的人。
在讨论“三重悲剧”第二个方面即内疚时，我想撇开过去总是吸引我的一个神学概念，即“神秘之罪恶”，指的是由于不能完全追溯到生物学、心理学和（或）社会学原因而在最终的分析中仍然无法解释的犯罪。完全解释一个人的犯罪相当于开脱他的罪过，不是把他看成是一个自由而负责的人，而是有待修复的机器。即使是罪犯自己也厌恶这种解释，反而更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伊利诺伊州监狱服刑的一名“罪犯”给我写过一封信，谴责“罪犯从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人们总是为犯罪者提供无数个开脱自己的理由，当社会应该为犯罪事件负责时，受害者却往往成为了替罪羊”。我在给圣昆廷的犯人做报告时，告诉他们：“你们跟我一样，也是人，因此你们是自由地做了违法的事情，成了罪人。不过现在你们有责任通过超越罪过、超越自己、重新做人而战胜它。”他们感到我理解他们。曾经服过刑的弗兰克尔・E. W. 给我写过一张便条，说：“我参加了为出狱的重罪犯开设的意义疗法小组。我们有27人，后来者以我们最初的小组组员为榜样，一直远离监狱。只有一个人又犯了罪——不过他现在也出来了。”
至于集体罪过，我个人认为，让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或多人组成的集体的行为负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二战结束后，我不厌其烦地公开反对集体犯罪的概念。但是，有时要破除人们的迷信需要很多说教技巧。一名美国妇女曾经质问我：“你怎么还用阿道夫・希特勒的语言（德语）写书？”我反问她，你的厨房里有菜刀吗？她回答说有。我就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吃惊地说：“既然许多凶手都是用菜刀杀人，那你干吗还用菜刀呢？”她不再反对我用德语写作了。
悲剧三位一体的第三个方面涉及死亡，但是也涉及生命，因为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包含着死亡，而每一时刻都不会再重复。那么，生命的这种短暂性难道不是使我们尽量过好生命中的每一刻的最好提示器吗？它肯定是的，因此我提出一个忠告：尽情享受你现在的生活，就像是在活第二次，不要像你的第一次生命那样，错误地行事与生活。
实际上，正确行事的机会和实现某种意义的潜在可能性都受到我们的生命之不可逆转性的影响。但同时，那种潜在可能性本身也受到这种影响。一旦我们利用了某个机会，实现了某种意义，我们就把事情办成了。我们将它拯救到过去，让它安全地保存在过去之中。在过去，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逆转地失去了的，恰恰相反，每样事情都被珍藏得很好。当然，人们一般只看到生命的短暂，而忽视和忘记了过去的辉煌，在那里他们收获过自己的生命：信守的诺言、付出的爱及勇敢而有尊严地忍受过的磨难。
由此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理由去怜悯老年人。相反，年轻人应该嫉妒老年人。虽然老年人没有了机会、没有了将来的可能性，但他们拥有比这多得多的财富。他们拥有保存在过去的成就——那些他们已经实现了的潜力和已经完成了的意义——而任何事情、任何人都不能从过去夺走这些财富。
鉴于人们仍有可能在磨难中找到意义，那么生命之意义简直就是无条件的，至少从潜在意义上讲是这样。无条件的意义伴随着每个人无条件的价值。正是这种价值使人的尊严具有了持久性。正如任何情况下生命都具有潜在的意义一样，每个人的价值也一直与他（她）同在，因为这是基于他或她过去实现了的价值，而不论他或她现在是否还有用。
还有，人的有用性是从能够为社会做贡献的角度来定义的。但是，今天社会的特点是看重成功，因此尊崇年轻人。这实际上忽略了那些不再年轻的人的价值，并且模糊了尊严意义上的价值与有用性意义上的价值之间决定性的差别。如果一个人不认可这种差别，认为个人的价值仅仅源于他当下是否有用，那么，请相信我，这种人也许不会像希特勒那样，但有可能用安乐死的方式执行屠杀，也就是“慈善”地杀死所有那些因年迈、疾病、精神障碍或其他各种疾患而丧失社会有用性的人。
将人的尊严与有用性混为一谈，是概念混乱，而这种混乱反过来可追溯到当下泛滥的虚无主义思潮。即便在训练分析的场合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虚无主义不仅狡辩存在是虚无，甚至声称一切都无意义。乔治・A. 斯塔根特在推广“习得的无意义”概念时所言是对的。他记得某位分析师对他说过：“乔治，你必须认识到世界是个玩笑。没有所谓的公正，一切都是偶然。只有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会明白，把自己当个人是多么傻。宇宙之中没有任何宏伟的目的，它不过是存在而已。你今天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没有意义的。”
不能将这个批评普遍化。从原则上讲，训练是必不可少的，但若是如此，治疗师就该明白自己的责任是使患者摆脱虚无主义，而不是向其灌输犬儒主义［①译者注：犬儒主义，古希腊四大学派之一，主张清心寡欲，鄙视荣华富贵，力倡回归自然。］以对抗虚无主义。
意义疗法甚至与其他心理分析学派所规定的训练和特许条件是一致的。换言之，你可以冲着狼嚎叫，但你在这样做时应当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没有必要背离意义疗法对人的基本观念和生命哲学原则的内在认识。伊丽莎白・S. 卢卡斯曾经说过：“在整个心理分析史上，没有哪个学派像意义疗法那么切合实际。”有鉴于此，信守它并不难。在意义疗法第一次世界大会上（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1980年11月6～8日），我不光强调要使心理治疗重归人性化，还提出要使意义疗法“去权威化”。我不想培养学舌的鹦鹉，而是想将“独立的、富有创造性的精神”之火炬传递下去。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要是将一定数目的形形色色的人置于饥饿状态，随着饥饿的加剧，他们所有的个人差别都会泯灭，取而代之的将是相同的饥饿表情。”谢天谢地，弗洛伊德没有亲身感受集中营的生活。他的主题都集中在维多利亚风格的松软沙发上，而不是奥斯维辛肮脏的集中营里。在集中营，个体的差别并没有泯灭，相反，人们的差异性变得更大。大家谁也不想掩饰什么，不管是猪猡还是圣人。今天，你在说“圣人”一词时不再需要迟疑：想想马克西米连・科尔比神甫吧，在奥斯维辛，他先是挨饿，后来被注射毒药后杀害，1983年被尊为圣人。
你们也许会责怪我举了这样极端而违反常理的例子。但是，“所有伟大事情之难以实现，一如其难以找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的最后一句话这样说。当然，你们可以追问，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求助于“圣人”？难道援引“体面的普通人”不够吗？的确，圣人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总是少数。不过，我从中看到了一个挑战，那就是加入他们的少数派。虽然世界的状况不妙，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努力做得最好，那它只会越变越糟。
所以，让我们警觉起来——从两个方面：
因为有了奥斯维辛，我们知道了人能够做什么。
因为有了广岛，我们知道人正处于什么样的危险之中。
后记
** 威廉・温斯莱德 **
2006年1月27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1周年纪念日，曾经有150万人在那里死去，世界各国都在举办各种活动来纪念大屠杀。几个月后，他们还可能庆祝那一恐怖时期流传下来的最不朽作品的出版。它就是1946年出版于德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在集中营的经历》，后来它被改名为《对生命说‘是’》，再版时增补了“意义疗法导论”和介绍“悲剧性的乐观主义”的“写在后面的话”（或者说在面对痛苦、内疚和死亡时如何保持乐观）。本书的英译本最初出版于1959年，书名为《活出生命的意义》。
这部作品销售已达1200多万册，被翻译成24种语言。1991年国会图书馆及每月好书俱乐部做过一项问卷调査，询问读者“哪本书改变了你的生活”，结果显示《活出生命的意义》名列“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十大图书”之列。它曾激励过宗教的和哲学的思想家、精神卫生专家、教师、学生和各行各业的普通读者。许多大学、研究生院和高中都指定它为学生心理学、哲学、历史、文学的读物和从事大屠杀、宗教及神学方面研究的参考书。它何以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和如此长远的价值呢？
维克多・弗兰克尔的生活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他于1905年出生，1997年去世。3岁时，他决心要做一名医生。在自传体回忆录中，他回忆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会“花几分钟时间琢磨生命的意义，尤其是未来日子的意义及其对我的意义”。
十几岁时，弗兰克尔沉迷于哲学、实验心理学和心理分析。高中时，为了补充课堂知识，他参加了成人教育课程，开始与弗洛伊德通信，后者曾将弗兰克尔的一篇文章投给了《国际心理分析杂志》。该杂志后来发表了那篇文章，那年弗兰克尔只有16岁。同年，他参加了一个成人教育的哲学研究小组。导师非常欣赏弗兰克尔的超常智力，邀请他就生命之意义做一场演讲。弗兰克尔告诉听众：“我们自己必须回答生活向我们提出的那些问题，而要回答那些问题，我们就必须担负起生活的责任。”这一信念成了弗兰克尔个人生活和专业研究的基石。
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还在读高中的弗兰克尔决定做一名精神病学家。有同学说他有帮助他人的天赋，这使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在诊断心理问题方面有独到之处，还擅长发现人的行为动机。
弗兰克尔的第一份咨询工作完全是自己创业——他创立了维也纳第一个私人的青年咨询项目，专门做问题青少年的工作。从1930年到1937年，他在维也纳大学诊所担任精神病专家，负责照顾自杀未遂的病人。他试图帮助病人，为抑郁症患者和心理疾病患者找到赋予生活意义的办法。1939年，他成了维也纳唯一的犹太医院——罗斯柴尔德医院神经官能症科的主任。
二战最初几年，在罗斯柴尔德医院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弗兰克尔及其家庭免遭驱逐。但是，在国家社会党政府关闭了医院以后，他意识到自己极有可能被送到集中营。1942年，驻维也纳的美国领事通知他可以申领到一个美国签证。虽然逃出奥地利意味着他有可能完成意义疗法的专著，但他还是决定放弃这个机会：他觉得为了自己那些年迈的患者，他应该留在奥地利。1942年9月，弗兰克尔及其全家被逮捕并驱逐出境。弗兰克尔在以后的三年里先后被关押在奥斯维辛、达豪等四个集中营。
重要的是，弗兰克尔的牢狱生涯并不是他写作《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的唯一动力。在被驱逐之前，他就开始思考对意义的追求乃至精神健康和人类繁荣之关键等问题了。作为犯人，他突然被迫估量自己的生命是否还有任何意义。他能够幸存下来是求生的意志、自我保护的本能、正派人给予的一些帮助及精明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也有赖于运气，比如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看守的脾气、在哪里排队以及该相信谁等等。不过，要战胜集中营生活的屈辱感和被剥夺感还需要别的因素。弗兰克尔不断地从人类特有的能力，如天生的乐观主义、幽默、心理审视、短暂的独处、内心的自由和决不放弃也决不自杀的意志力中获得力量。他认识到自己必须努力为未来而活下去，也从对妻子的爱、要完成自己的意义疗法著作的强烈愿望中汲取力量，还从艺术和大自然瞬间的美丽中发现了意义。最重要的是，他意识到，不论发生什么，他仍有自由去选择如何应对苦难。他把这不仅看作一个选择，而且是“担当自己生活重负”的责任。
有时，弗兰克尔的观点是富有启发性的，比如他对濒死病人和四肢瘫疾病人如何接受厄运所做的解释。还有些观点反映了他远大的抱负，比如一个人通过“努力为有价值的目标和自由选择的任务奋斗”能够发现生命的意义。他告诉我们，存在之挫折如何激发一名不幸的外交官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新职业。弗兰克尔还通过更多的道德劝戒呼唤人们注意“每个人的现状与未来之间的差距”以及“人是负责任的，应当实现自己生命的潜在意义”。他视自由与责任为一枚硬币的两面。面对美国听众，他爱说这样一句话：“我建议在西海岸立一尊责任女神像以衬托东海岸的自由女神像。”他说，要实现个人的意义就必须超越主观的快乐，办法是去做某件“为了某事或者他人的事，或者献身于某种事业或所爱的人”。弗兰克尔自己本来可以安全地逃往美国，但为了照顾父母他选择留在了维也纳。他曾经跟父亲待在同一个集中营里，想方设法给父亲弄到一些吗啡以减轻其病痛，在父亲临终时，他守护在父亲身边。
即使在充满沮丧和悲伤时，弗兰克尔的乐观主义及其对生活一贯的执着使他坚信：希望和积极的能量能够化挑战为胜利。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中，他提出：“苦难不一定是追寻意义所必须的，但尽管有苦难，生命仍然可能有意义。”他接着说，“承受不必要的苦难与其说是英雄行为，毋宁说是自虐”。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阅读《活出生命的意义》，当时我是哲学教授。一位曾经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的挪威哲学教授向我推荐这本书。我的这位同事表示他非常赞同弗兰克尔的观点：滋养内心的自由，拥抱自然、艺术、诗歌和文学之美，感受对家庭和朋友的爱，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其他个人选择、行动、关系、爱好甚至简单的快乐也能赋予生命以意义。那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自己如此空虚？弗兰克尔的智慧尤其值得一提：这就是个人如何看待各种挑战与机遇的态度问题。积极的态度既可使人备感欢乐与满足，也能使人经受苦难和挫折。消极的态度则会加剧痛苦，削弱快乐、幸福和满足感，甚至导致抑郁或疾病。
我的朋友也是从前的同事诺曼・寇森斯一直在不倦地宣扬积极的情绪在促进身体健康方面的价值，他警告说，消极情绪可能损害健康。虽然有人批评他的观点过于简单化，但是后来的心理神经免疫学的研究成果证实，积极的情绪、期待和态度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一研究也强化了弗兰克尔的信念：人对待一切事情——不论是生死攸关的挑战还是日常琐事——的积极态度有助于成就我们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努力宣传的这一简单真理对每个有幸倾听他讲话的人都会产生深刻影响。
人类做出的选择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在做出个人选择时，我们肯定了我们的自主性。“一个人不是万物之中的一物，物是相互决定的，”弗兰克尔写道：“但人最终是自主决定的。他现在成为什么——在天赋与环境的限度内——都是自主决定的结果。”比如，绝望的阴云会毁灭一名在约姆・奇坡尔战役中失去双腿的年轻以色列士兵的生命，他陷于抑郁而企图自杀。有一天，一个朋友注意到他变了，他的面容从沮丧变得庄严而神气。士兵就是因为阅读了《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才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得知这名士兵的故事后，弗兰克尔对“有这种自我阅读疗法——通过阅读而治愈的事情”感到吃惊。
弗兰克尔的评论表明了《活出生命的意义》何以对众多读者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面临挑战或危机的人可能会向家庭、朋友、治疗师或神父寻求建议和帮助。有时这样的建议是管用的，有时候则不然。面对困难抉择的人也许不能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对必须要做的决定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弗兰克尔给那些追寻生存困境之答案的读者提出一个关键性指令：他不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而是告诉人们为什么他们必须那么做。
1945年，弗兰克尔从图尔克海姆集中营获救后（他差点因伤寒死在那里），发现自己极为孤独。8月，他回到维也纳的第一天就得知怀孕的妻子逖丽因疾病和饥饿惨死于集中营。其父母和弟弟也是一样。他强忍失去亲人的悲痛和无比的忧郁，决定留在维也纳，重操精神病学家的旧业——当那么多人尤其是犹太心理分析家和精神病学家移居别国时，这样的决定是非同寻常的。他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有几个：他觉得离不开维也纳，尤其离不开那些战后需要他帮助的精神病患者。他也坚信和解而非复仇。有一次他曾说，“我忘不了别人给过我的恩惠，也不抱怨别人对我做过的坏事”。他摒弃集体罪恶的观念。他知道维也纳的同事和邻居可能知晓甚至参与了对他的迫害，但他不强求他们为什么没有加入抵抗运动或以死抗争，相反，他深信，即使是邪恶的纳粹罪犯或看起来没救的疯子也有某些潜在的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而超越罪恶或疯癫的可能性。
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1946年，他重写了在第一次被驱逐时毁掉的书稿（《医生与灵魂》），同年——仅用了9天——他完成了《活出生命的意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著作治愈个人的异化和文化的偏差，这种异化和偏差困扰着许多人，使他们感到“内在的空虚”或“自我的虚无”。也许这一系列活动也让弗兰克尔恢复了对生命意义的把握。
两年后，他与埃丽诺・辛德特结婚，她跟他的前妻一样，也是名护士，不同的是她信奉犹太教，而逖丽信奉天主教。这或许只是小小的巧合，但这符合弗兰克尔的特点：他接受某个人，不是看他的宗教信仰或世俗信念。他尊重每个人的独特性和尊严，从他对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尊敬可以看出来。尽管他不同意他们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他还是很珍惜与哲学家们的个人关系。这些人各有特点，包括前纳粹同情者马丁・海德格尔，主张追究集体罪恶的卡尔・雅斯伯斯，天主教哲学家和作家加布莱尔・马塞尔等。作为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尔一直避免公开提及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喜欢说精神病学的目的是灵魂的治疗，而灵魂的拯救是宗教的事情。
他担任维也纳普利克里尼克医院神经官能症科主任长达25年之久，为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写了30多部著作。他在欧洲、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广泛游历讲学，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匹兹堡大学担任教授，还是美国圣迭戈国际大学意义疗法的杰出教授。他与政治家、哲学家、学生、老师，甚至教皇保罗二世这样的世界领袖以及读过他的书并深受启发的人会谈。即使在90多岁时，他仍然跟世界各地的来访者交谈，每周都要亲自回复数百封来信中的一部分。29所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美国精神病学会还授予他奥斯卡・普菲斯特奖。
作为治疗精神病的一种方法，意义疗法运用存在之分析帮助患者解决自身的情感冲突，这是弗兰克尔首创。他鼓励许多治疗师探究患者过去或当下的问题，通过治疗师做出个人的选择和承担自己的职责来帮助患者选择富有成果的未来。他对人性的洞察通过他多产的著作、富于感染力的演说和个人魅力影响了几代治疗师。他激励别人创造性地去运用存在之分析而不是死守教条。他表示，治疗师应当关注患者个人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中推导。
尽管日程紧张，弗兰克尔还要挤出时间学习飞行课程，享受其终生的爱好——登山。他开玩笑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深度心理学”强调切入患者的过去和潜意识的直觉与希望，而他不是，他奉行的是“高度心理学”，注重的是个人的前途和有意识的决定和行动。他的心理治疗方法强调来帮助别人通过自我超越而达到人生意义的新高度，这些是通过积极的努力、适当的方法、接受限制以及明智的决定来实现的。他的目的是启发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认识到应该运用自己选择的能力去实现个人的目标。在写到“悲剧性乐观主义”时，他提醒我们“世界的状况不妙，但是除非我们每个人都竭尽所能，否则一切会越变越糟”。
有一次，有人请弗兰克尔用一句话概括他本人生命的意义。他把回答写在一张纸上，让学生们猜他写下了什么。经过安静的思考，一名学生的回答让弗兰克尔大吃一惊。那名学生说，“您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他人找到他们生命的意义”。
“一字不差，”弗兰克尔说，“你说的正是我写的。”
「威廉・J. 温斯莱德是哲学家、律师和心理分析家，在得克萨斯大学设在加尔维斯顿的医学院和休斯敦大学法学研究中心教授精神病学、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法理学。」